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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跳槽(作者：深圳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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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华东设计院的科技干部张绍康下岗了，于是他来到了深圳，无奈地踏上了坎坷的打工之路，在深圳这全新的环境中，张绍康的工作、生活、情感都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他努力的适应着新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准则，并且很快适应了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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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绍康来深圳与兔子有关。
　　兔子是人，不是动物。兔子的大名叫王逸。王逸是跟张绍康一拨分配到华东设计院的大学生，而且他们正好都是学耐火材料的，所以就分配在一个室——耐火材料室。
　　王逸跟张绍康一起来设计院报到的时候，不叫王逸，叫王定兔。这个名字不好听，土，容易被同龄人嘲笑，甚至影响找对象，所以，来设计院不久，改了。但是没有全改，至少姓还没有改，另外，就是这个“逸”，与原名中的“兔”没有完全脱掉干系，算是对乡下父亲的一种尊重吧。
　　张绍康跟王逸不但是一个室的，而且他们还住在一起。不仅单身的时候住在一个宿舍，就是结婚之后，单位的房子也分在一起。
　　华东设计院的公房分配跟评定技术职称一样，完全是论资排辈。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单位分配的房子是“团结户”，就是两户人家合住一套房子。房间是分开的，但是厕所和厨房是公用的，用当时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同吃，同拉，不同睡”，想不团结都不行。由于张绍康和王逸资历完全相同，又在一个设计室，所以，他们两家是“团结户”。
　　后来，等单位盖新房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搬进了新房，腾出的三居室分配给普通高级工程师，普通高级工程师让出的两居室留给工程师，工程师留下的一居室就落到张绍康和王逸这样的助理工程师的头上，如此，他们才结束“团结户”的生活。
　　张绍康和王逸之间的矛盾是从他们合住“团结户”的时候开始的，但是那时候“团结户”特别强调“团结”，所以双方都比较克制，彼此小心翼翼，矛盾并没有爆发，但是，到了一居室之后，思想放松了，矛盾也就逐步公开化了。
　　
　　华东设计院的一居室房子叫“飞机楼”。之所以叫飞机楼，并不是因为这栋楼真会飞起来，而是因为这栋楼原来是平房，后来年轻的大学生分配来的多了，现盖来不及，并且也没有地方盖，于是，院里决定在原来的平房上临时加一层。土建室的工程师们计算过了，加一层是可行的，既然加一层可行那就加一层，加一层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多快好省。
　　加是加起来了，加起来之后才发现上不了二楼，因为原来的平房结构中根本就没有考虑楼梯的问题。于是，钢结构室的工程师们提议在屋山头再加上一个钢结构的楼梯，虽然不好看，但是勉强可以供人上下，只不过钢结构的楼梯悬在屋山头，很像当时上下飞机用的舷梯。住一居室的年轻人虽然当时大多数还没有坐过飞机，但是在电影或电视里面见过，于是，年轻的助工们每次出入房间都有了一次类似上下飞机的经历，“飞机楼”由此得名。
　　尽管是“飞机楼”，但毕竟是单门独户的一个家，比“团结户”好多了。正因为“好”，所以分配起来还有讲究，就是到底是选择楼上还是选择楼下的问题。院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巧妙，就是凡是同一个室有几户的，就给他们楼上楼下搭配，相当于去火车站买车票，如果你正好买两张卧铺，售票员就给你上下铺各一张一样。这样，院里就把矛盾下放了，下放到由各设计室自己解决。张绍康和王逸他们室的主任比较公平，说张绍康夫妻俩都是本单位的，双职工，就由张绍康挑吧。张绍康晚上回去跟老婆商量，老婆说当然是楼上好，楼上干净。既然老婆说楼上好，那么就是楼上好。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张绍康就把老婆昨天晚上的意思向主任汇报了。但是，刚刚汇报完，从主任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老婆就把电话打来，说她们室的人都说了，还是楼下好，楼下安全。张绍康想不明白为什么说楼下安全，而楼上就不安全。难道小偷专门喜欢偷楼上，而不喜欢偷楼下？
　　“你怎么这么不长脑子呀？”老婆说，“你不想想我现在的情况，天天上下‘飞机’合适吗？”
　　老婆这样一说，张绍康就明白了。老婆怀孕了，怀孕的老婆挺了一个大肚子，天天上下钢结构的“飞机舷梯”，当然不安全，万一哪一天摔跤了怎么办？所以，住楼上确实是没有住楼下安全，而且安全问题当然比干净更重要，于是，张绍康又跑去找主任，说：我要楼下。
　　“那不行，”主任说，“我已经对王逸说了。”
　　“您再说一遍，”张绍康求主任，“就说您当时听错了。”
　　主任不说话，摸出一根烟。张绍康眼疾手快，赶紧给点上了。点上之后，张绍康恬着脸说：“您说了，如果王逸不同意，我不怪您。”
　　主任还是不说话。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是把烟吸进去，又吐出来。
　　“这样，”张绍康说，“福建三明的施工服务我去。”
　　主任脸上活泛了一些，问：“当真？”
　　“当真！”张绍康说。
　　既然如此，主任就去对王逸说了。
　　主任没有按照张绍康教他的那样说，也就是没有说是他自己听错了，如果那样，不是显得主任没有水平了吗？
　　主任对王逸说：“福建三明的项目要派一个年轻的同志去，你想不想去呀？”
　　“我不想去，”王逸说，“我老婆下个月就要生孩子。”
　　“是啊，”主任说，“张绍康老婆下个月也要生孩子，你说怎么办？”
　　“那也不行，”王逸急了，“房子住楼上楼下任他挑了，施工服务总不能还照顾他吧？”
　　“是啊，”主任说，“我刚才也是这么想，总不能什么事情都照顾他吧。”
　　“就是。”王逸说。
　　“那么这样呢，”主任说，“干脆房子让你住楼上，福建那边的施工服务你去。”
　　“不行不行，”王逸说，“我宁可住楼下，也不去福建施工服务。”
　　主任想了想说：“实话对你讲，房子我已经替你做通工作了，他同意住楼下，让你住楼上。”
　　“那也不行，”王逸说，“反正我不能去施工服务。”
　　主任又想了一想，仿佛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说：“行！就按你说的，房子你照住楼上，三明那边的施工服务我再做做张绍康的工作，压着他去。不过，你小子可记着，这次我是为你兜着了，你可不能在施工图上给我含糊。”
　　“是！保证！”王逸说。说着，一个立正，向主任敬了一个礼。跑了。
　　后来，王逸就住在了楼上，张绍康就住在了楼下。
　　住上去之后，王逸才发现上当了，主要是“飞机楼”没有设计专门的垃圾箱，所以住楼上的人家每天处理垃圾有点麻烦，需要专门一趟一趟地送到楼下，非常不方便。特别是王逸家，老婆正好坐月子，垃圾本来就多，而且来照顾老婆月子的老母亲是农村人，根本就没有城市人处理垃圾的概念和经验，所以，就经常直接把垃圾往楼下扔。当时张绍康的老婆也在坐月子，他的老母亲正好也在照顾儿媳妇的月子，老太太不愿意了。老太太先是对张绍康说，见效果不明显，于是又拦住王逸说。王逸嘴上硬，不承认，但是回去还是跟自己的母亲讲了。王逸对母亲讲过之后，母亲果然注意许多，但是，时不时地还是来点天女散花。终于，有一天，两个老人吵起来了。王逸的母亲说不过张绍康的母亲，不但说不过她，而且旁边的人大都也都指责王逸的母亲不好，毕竟，在设计院这样的单位，是容不得天女散花的。老太太理屈词穷，非常生气，使出杀手锏，说：你们再这样，我就告诉我儿子。旁边的人笑了，问：告诉你儿子能怎么样？老太太说：我让我儿子给你们穿小鞋。旁边人糊涂了，不知道她儿子王逸怎么样能够给他们穿小鞋。
　　“我儿子是工程师！”老太太说。那口气，比在村里面吵嘴的时候说“我女婿是乡里管计划生育的干部”还要自豪，还要底气十足。
　　王逸的母亲这样自豪和底气十足是有根据的，因为王逸当初考上大学的时候，是乡长亲自把录取通知书送下来的，王逸走的时候，他们乡又打锣敲鼓送他去的县里，给母亲的感觉，是儿子王逸比乡长的官大，大多了。现在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并且当上了工程师，哪怕是助理工程师，那也一定是个比乡长更能给人穿小鞋的职务。但是，这句话在周围的人听起来，就相当的好笑，事实上，当时也确实引起了周围人的哄堂大笑。设计院，除了少数后勤人员之外，哪个不是工程师？于是，旁边就有一位告诉老太太：在设计院，工程师就等于你们乡下种田插秧的。
　　老太太不信，当然不信，难道打锣敲鼓送去上大学，回来之后就相当于种田插秧的？老太太纳闷了一下午，晚上等儿子回来，问儿子。王逸一听，马上就明白了，明白下午为什么那么多人见到他喊他“工程师”了。明白了之后，就认为自己出丑了，而且是非常出丑。说实话，王逸还从来没有这么出丑过。
　　这件事情的影响还没有被人忘记，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更让王逸丢丑，至少他自己认为更丢丑。
　　这件事情就是评定中级职称。也就是评定王逸母亲说的“工程师”。
　　大约是故意制造竞争气氛，华东设计院评定中级职称是分批的。所谓分批，就是同一拨分配来的大学生并不是在同一时间评定中级职称，而是要分先后。具体到他们耐火材料室，就是头一批只能从张绍康和王逸两个人当中评出一个定工程师职称，而另一个则要等到下一批。说实话，这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因为谁都不愿意落后，谁落后了，肯定是相当丢面子的事情，而知识分子，不就是要一个面子嘛。
　　事实上，张绍康和王逸两个人的资历完全相同，实际工作成绩上也很难分出高低，所以，主任表现出了高姿态，向院里表示：要么，给我两个指标，两个人都上；要么，干脆一个指标不要给我，我全部等到下一批。按说，要两个指标是不可能的，一个指标不要总该行吧。不行。院长说不行。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分出高低，就是要形成竞争机制，如果你们室两个都上或两个都不上，那么还怎么体现出竞争？主任很想说这是故意制造矛盾，但是他没敢说，既然不敢说，那么只好回去硬着头皮“评”。评到最后，张绍康上了，王逸要等到下一批。张绍康上的理由也非常简单，因为他参加施工服务的时间比王逸长，具体地说，也就是长在福建三明的这次施工服务上。
　　王逸火了，找主任说理。主任解释了半天，王逸仍然不服。
　　王逸问：“施工服务时间长短也能作为评定职称的依据？再说，他去三明做施工服务，我也没有闲着呀？天津热带是谁做的？扬中板材是谁做的？常州钢铁厂的锻造炉改造是谁做的？”
　　主任知道王逸委屈，但是既然已经这样了，就绝不能说软话。主任说：施工服务时间相当于大学老师的讲课时间，也相当于医院医生的临床时间，当然应该作为职称考核的指标。
　　王逸气得脸色像高铝耐火砖。
　　此后不久，王逸就下海了。关于王逸下海的原因，有人说是上次他母亲说“我儿子是工程师”的缘故，也有人说是没有第一批评定中级职称的缘故，还有人说是王逸自尊心太强过于敏感的缘故，但是不管是什么缘故，王逸下海了。
　　王逸走的时候，跟院里闹得非常僵。刚开始是跟室主任闹，后来是跟人事处闹，最后是跟院长闹，闹到最后，院里把他的档案卡住不放，就让他那样成为“黑人”走的。至于职称，王逸走的时候倒是已经定了，但是只是下了一个院里的红头文件，并没有颁发正式的职称证书，事实上，那时候院里也基本上不给任何人颁发职称证书，仿佛是院领导有先见之明，知道这些小子们早晚要走，能捏在手里的东西就尽量捏在手里，王逸这样一闹，当然是永远不打算给他发什么职称证书了。
　　王逸下海大约一年之后，回到设计院。王逸这次回到设计院，是院长亲自接待的，因为他是给设计院带业务来的。这时候的设计院已经事业单位企业化，需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一旦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那么能带来业务的就是大爷。大爷来了，院长能不亲自接待吗？
　　其实不仅院长待王逸热情，整个设计院的人待王逸都热情。待王逸热情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他给设计院带来业务的原因，如果那样，那也太小瞧这些知识分子了，毕竟，王逸带了的业务所创造的效益摊到两千名工程师头上，还是微不足道的。大家待王逸热情，是因为这些人从院长待王逸的态度，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是那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价值。特别是那些在墙里不香的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自认为在设计院受到了像当初王逸一样的不公正对待，通过王逸的衣锦还乡，一下子找到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最好范例，所以，见到王逸比见了海外华侨还热情，更有几位直接向王逸打听深圳这边的一些情况，就差没有说“把我也带去”这样的话了。其实说与不说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在一次宴席上，王逸公开地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位放心，到深圳来找我。听口气，仿佛他已经是老板了。
　　王逸后来果然就真成了老板了。
　　两年之后，王逸再次回到设计院。这次王逸回来的目的没有上一次那么明确，但是身份却明确多了。一看就是老板相。头发烫了，烫成了卷发，像非洲人。另外就是脖子上戴了一个又粗又大的金项链，并且这种金项链跟内地人戴的金链子明显不一样，具体表现就是它实际上并不是链子，而是一个一个金珠子，显得特别的沉重。尤其能表现王逸老板身份的是他说话，王逸这次回来说话粗声大气，先声夺人，一副爆发户的架势，如此，院里人都相信，王逸发财了。
　　“发财不是目的，”王逸说，“主要是想做点事情。”
　　说着，王逸开始给人发名片，名片上写着：深圳深宝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王逸工程师。在当时，法人代表就是老板的意思，比如像设计院，过去书记是一把手，后来搞法人治理，院长是法人代表，院长就是一把手了。一把手就是能拍板的人，而且老是能拍板，所以，所以就是“老板”。
　　大约是王逸下海五年之后，华东设计院已经彻底地企业化了，因为原来主管华东设计院的国家部委都被改革掉了，谁还会养它？所以，不仅企业化了，而且地方化了，由原来的部属设计院变成了地方设计院，可惜这个地方太小，根本承受不了一个拥有两千多名工程师的大设计院，于是，地方上表现出了务实的态度，拱手将设计院下放给了当地的钢铁公司，而钢铁公司本来就有一个设计院，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小设计院”。然而就是这个“小设计院”，也任务不饱满，再接受一个大设计院怎么弄？最后，慑于地方上的压力，勉强接受了一个改革方案——让“小设计院”兼并大设计院，但对外继续保留大设计院的品牌。本来小设计院的人在大设计院的人面前是矮一等的，现在儿子突然被宣布成了老子，兴奋得整个小设计院像过年。过年之后，清醒过来，觉得老子不是那么好当的，至少，要给儿子饭吃。但是，小设计院的人本身就吃不饱，哪里顾得上突然之间收养的一个肚子比他自己还大的儿子？最后，出路当然还是依靠改革，第一项改革就是人员精简，凡夫妻俩都在设计院的，必须下岗一个。
　　单位的这项决定看似合理，其实是制造夫妻矛盾。至少是制造了张绍康跟他老婆之间的矛盾。关于他们俩当中哪一个下岗的问题，张绍康跟老婆商量了几天，也没有达成最后的意见。
　　按照张绍康的意见，老婆下岗，老婆下岗之后还可以在家相夫教子，而张绍康一个大老爷们，下岗之后做什么？再说，这时候的张绍康已经提拔为耐火室的副主任，相当于副处级，大小是个领导，下岗了不是可惜了？
　　“中国的政策是说不定的，”张绍康说，“今天下岗，说不定明天又上岗。只要我在这个岗位上，大小是个领导，到时候就能说上话，能替别人说话。既然能替别人说话，那么就肯定会有人主动替你说话，这叫官官相护。所以，留着我在岗等于是留着青山在。”
　　老婆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婆认为应该她留在岗位上，张绍康下岗。只要她留在岗位上，家庭就有了保障。女同志毛病多，一旦下岗，再有个病什么的，不是很麻烦？
　　“你是个男人，”老婆说，“大小还是个领导，即便下岗，也总有办法。”
　　“还是你下岗。”张绍康说。
　　“还是你下岗。”老婆说。
　　张绍康突然想起一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东西，这还没有大难临头呢，就各顾各了？
　　“我下岗了，你让我干什么？”张绍康问。
　　“干什么你总有办法，”老婆说，“你总不能连兔子都不如吧？”
　　老婆最后这一句话起了关键作用。是啊，张绍康想，我不能连兔子都不如吧！于是，为了证明自己“如”兔子，张绍康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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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绍康下岗之后就来到了深圳。事实上，无论头先下海的还是后来下岗的，从华东设计院出来的人，大多数都到了深圳。当然，这些人都来深圳与王逸在深圳有关。所谓与王逸有关，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投奔王逸去的，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投奔王逸，之所以说与王逸有关，主要说是与王逸的示范作用有关。由于王逸以前在华东设计院是“工程师”，是“兔子”，属于不得志甚至是被人瞧不起的角色，所以，他的成功反差巨大，给了设计院的人这样一个印象——深圳是能改变人的命运的地方。既然如此，当他们的命运需要改变的时候，或者被迫需要改变的时候，当然就首先想到了深圳。比如张绍康，张绍康下海之后本来是可以去上海的，去上海离家近，而且关系也广一些，但是，一想到王逸那个神气劲儿，张绍康就不服，就想比试比试，想着王逸都能做到的，我张绍康一定能够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如此，张绍康当然选择深圳。
　　张绍康来深圳虽然比王逸晚几年，但是，起点却比王逸高。首先，王逸当初下海的时候，除了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之外，什么都没有，而张绍康不一样，张绍康来深圳的时候，不仅是高级职称，而且还是副处级干部。在张绍康看来，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只要是官，不管是哪里的官，总是可以得到诸多方便和照顾的。其次，王逸来深圳的时候，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自己找工作，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跟盲流没有多大差别，而张绍康不一样，张绍康一来，准确地说张绍康还没有来，就已经找好了关系，来了就有工作，并且是管理工作，所以，张绍康的起点比王逸高。
　　张绍康是通过佛山的一个朋友介绍进入裕隆铝型材厂的。佛山的朋友叫蔡国雄。蔡老板以前做陶瓷建筑材料，跟张绍康他们的专业有关系，头二年张绍康在华东设计院担任耐火材料室副主任的时候，跟蔡老板有过业务联系，二人合作得蛮愉快。当时，蔡老板还打算高薪聘请张绍康去佛山发展，但当时张绍康刚刚被提拔为副主任，并且提拔了之后，马上就参加了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处级干部“三讲”学习班，顿时感到自己已经是“处级”了，想到老父亲革命了一辈子，只是到了离休的时候才勉强享受处级待遇，更加感受到自己的前途无量，哪里肯去给私人老板打工？所以，一口回绝。谁知山不转水转，这才两年的时间，张绍康就找上门了。张绍康找上门之后，蔡老板就感到很为难，因为他已经不做陶瓷材料了，而改做塑材门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以前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这样，张绍康的专业就用不上，即便再聘用张绍康，也不可能支付当初许诺的那种高薪水。蔡老板当初许诺的的高薪水是给本专业的专家型副总准备的，所以不能给张绍康，可是，毕竟当初说过，现在如果聘用了张绍康，但是却不能支付当初说的那个薪水，肯定有说话不算数的嫌疑，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推辞。在蔡老板看来，张绍康是个非常有身份非常要面子的人，只要他稍微表示一点为难，张绍康肯定就知趣地说：“算了，我也就是随便问问”。但是，这一次蔡老板想错了，这一次在蔡老板表示为难之后，张绍康并没有说“算了”。
　　张绍康说：“没关系，其实耐火材料也属于建筑材料，只要与建筑材料有关系的基本上都可以搞。再说，我这几年主要是做管理工作，如果有管理方面的职位也行。”
　　张绍康这样一说，蔡老板就知道不好推辞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不聘用他的决心。最后，借口他的工厂主要在佛山，离深圳蛮远，把他介绍到深圳一个朋友的工厂里，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裕隆铝型材厂。
　　蔡老板在给裕隆铝型材公司的黄老板推荐张绍康的时候，当然没有说出他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只说是张绍康自己不想去佛山，想来深圳，并且说张绍康是个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是处长，等等。总之，最后的结果是裕隆铝型材公司的黄老板同意聘用张绍康来他的工厂工作。
　　不要小瞧这个“同意”，在深圳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按照深圳的惯例，不见到本人一般是不会随便答应聘用的。
　　不知道是蔡国雄的面子大，还是在黄老板的眼里，大陆的“处长”是个很神通的人物，总之，黄老板不但答应聘用张绍康，而且安排他做中层干部，具体地说，就是安排他当正在筹备中的销售部负责人。
　　现在人们知道，销售部门在企业中的位置相当重要，生产是为销售服务的，要么怎么说“以销定产”？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象张绍康这样的“处长”都不知道。当时在张绍康看来，这个所谓的销售部负责人跟当初夹着个包求他们设计院向建设单位推荐耐火砖的乡镇企业推销员没有什么两样，是个一天到晚低三下四点头哈腰求爹爹拜奶奶的角色。这算什么“管理岗位”？张绍康想。想归想，但还是来了，不来怎么办？前面说过，张绍康学的是耐火材料专业，在华东设计院，这是一个辅助专业，比如设计院承接了某钢铁厂高炉设计任务，高炉内衬耐火材料的选择和设计，就落实到张绍康他们头上。不要小瞧这个辅助专业，在专业的设计院也是不可缺少的，还是以高炉为例，在高炉内部不同的部位要选择不同材质的耐火材料，一点都不能错，选择好了之后，还有一个设计施工的问题，设计的不合理或施工方法不正确，一点火，热胀冷缩，把炉子绷裂的情况也是有的，或者没有绷裂，但膨胀缝留大了，漏铁水，同样是大麻烦。这里面学问大着呢。但是，张绍康的这些学问到了裕隆公司就没有多大用途，裕隆公司的主要工艺属于压力加工，与张绍康的耐火材料专业相差比较远，虽然裕隆公司也有加热炉，并且加热炉里面也有耐火材料，但这种加热炉是属于铝型材加工成套设备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一小部分比较耐用，从来就没有坏过，即使偶尔出了故障，也多半是电子自动控制系统出了毛病，与加热炉内衬耐火材料无关，如此，张绍康在裕隆公司就不可能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而只能从事管理工作。所谓管理工作，也就是负点责任的工作，比如某个部门的负责人，但在张绍康来到裕隆公司的时候，公司的每个部门都已经有负责人了，总不能把一个做得好好的熟手炒掉，换上他吧？也就是这个销售部，正打算筹建，还没有负责人，让张绍康担任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也算是最可行的安排了。
　　其实黄老板安排张绍康做销售部负责人是有考虑的。裕隆铝型材公司是外资企业，准确地讲是来料加工企业，两头朝外，相当于是香港企业在内地设了一个加工厂。说白了，就是香港企业利用大陆地皮便宜，人工费用低，环保要求不严格这些条件，把劳动密集型污染严重的生产车间建设在大陆，这样能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防污染费用。凡是这样的企业，都是原料从外面进，加工成产品在运出去外销，由于国内和香港那边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价格有一定差别，所以这种来料加工企业的产品是不能内销的，否则就是变相的走私。但是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快，大陆中国的原材料和产品的价格与国际市场日益接轨，这种限制越来越宽，加上黄老板跟大陆方面各位处长局长关系融洽，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随便拉一家国内企业做股东，重新设立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这样，生产的产品就可以部分内销，而且，只要缺口打开了，再跟有关方面的处长局长关系到位，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内销比例适度放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必须有一个销售部，专门面向中国大陆推销自己的产品。本来这件事情可能还没有这么快，或者说要等其他方面的关系理顺之后才成立销售部，但既然蔡国雄请他帮忙，要他给大陆的一个“处长”安排工作，黄老板一听“处长”，立刻就把张绍康跟海关的王处长，税务局的李处长，还有公安局的孙处长划了等号，属于天大的官，人才难得，当然同意他来，并且打算委以重任。在黄老板看来，让他管销售就是最大的委以重任，这样的重任，让大陆的一个“处长”来做最合适。
　　这些情况，只有黄老板自己知道，其他人一概不知。因为事情还在筹划当中，各方面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计划中的中外合资企业也还没有注册，所以黄老板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张绍康来报到的时候，黄老板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你先熟悉情况。
　　张绍康是听话的，按照张绍康当时的理解，老板就是领导，在深圳听老板的就相当于在内地听领导的，既然领导要他熟悉情况，他就先熟悉情况。
　　
　　张绍康虽然是听话了，但熟悉情况的工作并不顺利。主要所谓的销售部暂时就他一个人，手下没有兵，而当领导的如果手下没有兵，那么他就只能自己领导自己，更重要的是老板没有当众宣布张绍康是干什么的，因此没有人配合他。他刚来，人生地不熟，手下没有兵，再没有其他部门的配合，无论做什么都肯定不会顺利的。
　　为了尽快熟悉情况，张绍康沿用过去的经验，准备先做案头工作，遗憾的是公司里面并没有资料室，这项工作根本没有办法开展。张绍康想到了找人聊，但大家似乎都很忙，而且彼此之间态度冷漠，各做各的事情，人与人之间不象过去国营单位那样热情，哪怕是虚假的热情也没有，搞得张绍康想找人聊天都开不了口。最后，张绍康不得不深入群众，直接向工人了解情况。
　　实践证明，张绍康的思路是正确的。虽然没有人介绍，但是工人看他住管理人员宿舍，而且在小餐厅吃饭，就知道他是管理人员，因此对他比较尊敬，当张绍康主动与工人们接近的时候，工人也能笑脸相迎，并且有问必答。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裕隆公司的宿舍和餐厅是等级分明的，这一点跟内地国营单位完全不一样。比如吃饭，有三个餐厅，大餐厅，小餐厅和小包房。大餐厅和小餐厅的关系，相当于过去闹钟和手表的关系，小的比大的金贵。大餐厅是工人餐厅，跟内地工厂的工人食堂差不多，工人排队买饭买菜，熙熙攘攘，吵吵闹闹，伙食一般；小餐厅是管理人员餐厅，八个人一桌，象内地招待兄弟单位的客人，或者象在内地的时候开会吃包伙一样，不用说，伙食比外面大餐厅要强许多，比张绍康在家里吃的还好；包房是香港人吃饭的地方，门是关上的，吃什么自然没有办法看见，张绍康也没有厚着脸皮闯进去看过，但凭想象也知道比他们小餐厅的标准高，大约相当于在内地的时候院长招待冶金部来人的标准吧。如此，张绍康在裕隆公司是什么地位，工人们一看便知。
　　别说，张绍康还真从工人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但这些情况并没有给张绍康留下好印象。比如关于外资企业职工的素质，张绍康原以为深圳外资企业工人的素质肯定比内地国营企业高，通过了解，他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正好倒过来。内地国营企业工人大部分是高中毕业，而且从小生活在城市，甚至直接生活在工厂，对工业生产早有认识，不陌生，如果是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那么也一定是中专或技校毕业生，素质更高，加上前些年流行上“五大”，即电大、夜大、函授大学、职工大学和联合大学，毕业出来的工人越来越多，不能全部转干，大专毕业生当工人使用的在内地的国营单位也不罕见，更提高了内地国营企业职工的整体素质。但是，裕隆公司不是，裕隆公司的工人绝大部分是直接从农村上来的，初中毕业的都很少，即便有几个是手里有初中毕业文凭，也大多数是假的，更主要是当时深圳有一个土政策，优先录用本省民工，否则不予办理暂住证，这样，外资企业挑选工人的范围就相当小，只能不加选择地接收广东本省的农民，其素质之差，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这一天张绍康和一群女工聊天，大约是张绍康太没有架子，跟工人完全打成一片，工人们对他也就比较随便，聊到高兴时，一个女工问他会不会讲白话，张绍康知道“白话”就是广东话，他不会，所以老老实实地回答“不会”，女工又问他会不会说潮洲话，张绍康仍然说不会，女工说：“我知道了，你是客家人。”下班之后，竟然有几个客家妹来张绍康宿舍，跟他认老乡。张绍康刚开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些女工认为整个中国只有三种人——要么是说白话的，要么是说潮洲话的，要么就是说客家话的。在这些女工看来，既然张绍康既不会讲白话，也不会讲潮洲话，那么当然就是客家人了。考虑到他是在小餐厅吃饭的管理人员，而且厂里的客家人相对较少，需要互相关照，所以，有几个客家妹来攀这个“老乡”也就不奇怪了。
　　明白之后，张绍康先是哭笑不得，后来是深深地震惊，最后竟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张绍康来到裕隆铝型材厂上班之后，没有忘记与在深圳的老同事联系，但是他没有跟王逸联系，而是跟罗照辉联系。罗照辉也是他们一拨的，并且也是刚刚从设计院下岗来的，跟他同病相怜。
　　张绍康告诉罗照辉，他也来深圳了。罗照辉自然高兴，问他什么时候来的，现在在做什么，有没有空，什么时候为他接风等等。
　　“接风就免了，”张绍康说，“刚来，忙得很，各方面还没有适应，反正我这次来了就不打算再回去了，来日方长，以后机会多的是。”
　　“好，”罗照辉说，“忙就好，还是你有办法，一来就忙上了，不像我们，找工作就找了一个月。”
　　“哪里，”张绍康说，“也只能说是先有个落脚的地方吧，先干着，等到将来有了合适的位置，再动。”
　　“那是，”罗照辉说，“骑马找马，深圳别的没有，有的就是机会。”
　　张绍康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大约是想到了他被客家妹当成“老乡”的情景，想着裕隆可能不是久留之地，不知道是不是这些话说的不吉利，结果，张绍康刚刚在裕隆铝型材厂干了两个月，果然就要找马了。但并不是骑在马背上找，而是站在地上找。或者说，他被原来骑的这匹“马”掀下来了。更准确地说，是张绍康被老板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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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后来据张绍康跟罗照辉分析，黄老板炒他的根本原因是他后来终于明白张绍康这个“处长”是水货，跟海关的王处长，税务局的李处长，还有公安局的孙处长不是一个等级，并不能靠他手中的权力为裕隆厂的产品打开国内市场做多大贡献，加上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并没有落实，另外就是他咨询佛山的蔡国雄的时候蔡国雄没有替他说话，但是，直接原因却是工资引起的。
　　关于工资待遇，张绍康来的时候并没有问，没问的原因一是当时他其实是没有选择，正像他在电话里面跟罗照辉说的，先找个落脚的地方，既然是先找个落脚的地方，那么当然就没有必要谈工资。第二是两年前佛山的蔡国雄请他来的时候，说好是年薪不低于十万，既然年薪不低于十万，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月一万，既然一个月一万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等干满了一个月，要领工资的时候，却没有张绍康的份。一问，张绍康才知道，这里的工资要押一个月。所谓“押”一个月，就是这个月的工资要到下个月才能拿。这一点张绍康没有想到。张绍康以前大学毕业分配到设计院的时候，只干了半个月就赶上单位里面发工资，并且当场领到了全月的工资，怎么到了深圳，都干满一个月了，还领不到工资？张绍康想找老板问，但是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问，忍了半天，终于没有忍住，或者说没有完全忍住，问了跟他同一个宿舍的技术部经理，技术部经理说：你是面子最大的，我们来的时候，还要事先交押金，你现在不用交押金就能来上班，还想怎么样？既然技术部经理这么说，那么张绍康就不用问老板了，而是老老实实做事，做到两个月再说。等做到两个月，一领工资，才一千八百元，跟预想的相差太大，差点就把鼻子委屈酸了，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搞错了。想了半天，也忍了半天，没有想明白，也没有忍得住，最后硬着头皮找老板。
　　张绍康到底是当领导出身的，而且还正式参加过市委组织部组织的“三讲”学习，所以，他有胆量找老板，而且，也知道找到老板该怎样说。
　　有胆量找老板不一定就能找到老板。事实上，张绍康找老板谈话还费了一点周折，主要是老板非常忙，没有时间找员工谈话，或者说，老板根本就没有找员工谈话的习惯，甚至没有接受员工谈话的习惯。这一点跟国内国营单位不一样，在内地国营单位，领导动不动就找员工谈心，遇到好事情要谈心，遇到不好的事情也要谈心。比如要提拔重用某个人的时候，领导总是要找被提拔的人谈话，谈话的目的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提出新的要求和希望，也可以理解为是要你领情，让被提拔的人心里清楚：是我提拔你的。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领导也要找遭受处分的人谈话，同样，谈话的目的当然可以说是做思想工作，让被处分的人从中汲取教训，摔掉包袱，重新做人，也可以理解为是领导向被处分的人表白：不是我的责任呀，我是想保你的，实在没有保住等等，总之，国营单位的领导是经常要找手下职工谈话和谈心的。可惜现在张绍康不是在内地的国营单位，而是在深圳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老板没有跟为他打工的员工谈话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当张绍康要找老板谈话的时候，还真找不到机会。后来，张绍康豁出去了，直接闯到老板的办公室，大声地说：“老板，我要找您谈谈。”老板愣了一下，然后大概是想起来张绍康是佛山的那个朋友介绍来的，甚至想起来佛山的蔡老板对张绍康的介绍，说的张绍康是个人才，是处长，是高级工程师，所以，才给张绍康让座，接受他的谈话。
　　老板看着张绍康，等着张绍康说话。
　　张绍康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说：“黄老板，我来裕隆公司已经两个月了，也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情况怎么样，还希望老板您多批评，多指教。”
　　张绍康这样开场是事先想好的，因为按照他这两年当领导的经验，一般，新来的人如果这样说，领导都会先肯定成绩，说你工作的情况不错，今后要更加努力，同时要注意克服什么，等等。如果老板这么说，那么张绍康才开始谈工资，比如说，既然您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那么为什么在工资的问题上与佛山的蔡老板相差那么大？如果老板说是吗？蔡老板给你多少？那么，张绍康就把蔡老板当初承诺的年薪说出来，并且在说出来之后，还要补充一点，说他也并不是非要这么高的年薪，但是起码，不能比一般的工程师差吧？因为他已经知道，当时裕隆厂一个香港师傅的工资大约是两万港币，一个大陆籍的工程师月薪是三千人民币，至于跟他住一个宿舍的技术部经理，月薪大约是五千。张绍康这个消息不是自己打听来的，而是偶尔听见工程师们发牢骚说出来的。工程师在发牢骚的时候，是拿他们自己跟香港师傅比，说香港师傅只是一个师傅，跟我们内地国营单位任何一个张师傅或王师傅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技术水平，可能还不如内地国营单位的张师傅或李师傅，凭什么他们的工资是我们的差不多十倍？！现在张绍康并不想跟香港师傅比，而只是想跟身边的普通工程师比，论职称，张绍康是高级工程师，论级别，张绍康是部门负责人，凭什么工资还不如身边一个普通工程师？
　　但是，老板并没有按照张绍康设计的路线回答问题或提出问题，老板说：“工作的事情我还没有向下面了解，好像你才来两个月吧？到了三个月，试用期满，要考虑正式聘用时，我会征求下面的意见。”
　　怎么？还是试用？试用期满才正式聘用？这个问题张绍康没有想到。他以为，既然是朋友介绍的，而且你也同意来上班了，并且是安排做部门负责人了，哪怕是只有他一个人的部门，但也算是中层干部，那么当然就是已经聘用了，如果说是试用，那就是说，到了三个月的时候还说不定聘用还是不聘用呢。
　　“还有什么问题吗？”老板问。
　　老板这样一问，张绍康的脸上微微有点红，当然，不是激动得红。
　　“关于我的情况，蔡国雄向您介绍了吗？”张绍康红着脸问。张绍康这时候称佛山的蔡老板为“蔡国雄”，不知道是想显示他跟蔡老板的关系不一般，还是想显示自己的地位其实并不在蔡老板之下，但是，不管他是怎么想的，反正作用都不很大。
　　“介绍了，”黄老板说，“他不介绍，我怎么会答应你来试用呢？”
　　张绍康的脸继续红了一下。所谓“继续红了一下”，就是比刚才更红了一些。
　　“那么，”张绍康问，“关于我的工资谈了吗？”
　　问完，张绍康的脸彻底红了。
　　“谈了，”老板说，“关于工资的问题我还专门问了蔡老板了。”
　　“他怎么说？”张绍康问。这次倒没有脸红，可能是问得比较急，来不及红。
　　“他说没有问题呀，”黄老板说，“一切按照裕隆的制度办呀，该给多少给多少呀。”
　　张绍康再次红了一下脸，问：“那么像我这种情况应该给多少？”
　　张绍康这个问题把老板问住了，老板想了想，说：“这个我要了解一下情况才能答复你。”
　　“那好，”张绍康说，“那我就先工作去，您了解好了再答复我。”
　　要说深圳的老板做事情确实有效率，本来按照张绍康的想象，快的，老板明天答复，慢的，老板要到他干满三个月才答复，但是，事实情况是，老板一个小时之后就答复了，答复的方式是人事部通知他，终止试用。
　　“为什么？”张绍康问。
　　“不为什么，”人事部的人说，“在试用三个月内，你随时可以走人，公司也可以随时通知你结束试用。”
　　“老板呢？”张绍康说，“我找老板。”
　　人事部的人愣了一下，说：“老板不在。”
　　“不在？去哪了？”张绍康问。
　　人事部的人再次愣了一下，愣完之后，几乎是嘲笑着说：“老板去哪是你管的吗？我现在就是按照老板的指示给你办理手续，希望你配合一下。”
　　这下该张绍康发愣了。
　　“张处长，还有问题吗？”人事部的人说。
　　张绍康没有反应，没有想到人事部的人是在跟他说话，或者说，没有认为“张处长”就是他自己。事实上，长这么大，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喊过他，即便他在华东设计院的最后两年确实是耐火室的副主任，而且这个副主任也确实相当于副处级，但是，从来没有人喊他“张处长”。设计院的人懒，称呼一般不超过两个字，张绍康没有当副主任之前，人们称呼他“张工”，当上副主任之后，资历差不多的人还是喊他“张工”，新来的小年轻则直接喊“主任”，既不会加上“副”，也不舍得加上“张”，反正不管是什么时候，从来就没有人喊过他“张处长”，所以，现在裕隆公司人事部的人称他为“张处长”，张绍康愣是没有反应过来，或者说，张绍康还在发愣。
　　人事部的人把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这一次张绍康听清楚了，或者说，反应过来了，知道人事部的人是在对他说话，而且还明白对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使用这样的称呼。如果这个时候他还是坚持要见老板，那么，就与“处长”的身份完全不符了，或者说，那就太不知趣了。
　　“我是不是马上就要离开宿舍？”张绍康问。张绍康这样问，是因为他毕竟已经来深圳两个月了，或者说毕竟来裕隆公司两个月了，期间也见过老板炒人的情况，并且见到员工一旦被老板炒掉，马上就要打铺盖卷走人的情况，甚至知道之所以解雇叫“炒鱿鱼”，就是鱿鱼架不住炒，一炒就卷起来，跟卷铺盖卷一样。
　　“一般是这样，”人事部的人说，“但是老板特别交代了，您要是实在没有地方去，可以再住一晚上，明天走。”
　　大约是见张绍康态度转变的缘故，人事部的人态度也马上转变不少，不仅脸色好看多了，而且居然还用上了“您”，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处长”的尊重。
　　“不用，”张绍康说，“谢谢。其实深宝公司一直等着我去，我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不好意思跳槽，才一直等到今天。”
　　天知道张绍康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把王逸的深宝集团抬出来，大概他潜意识里还是把那里当作最后的退路吧，或者并不是这样，而只是张绍康来深圳的时间太短，对深圳了解得太少，随口能说出来的，也就是一个深宝公司。
　　“您大可不必，”人事部的人说，“深圳这个地方是最讲实际的，您要是在深宝那边干得好了，打个电话给我，我马上就去。”
　　说着，人事部的这个经办人还一本正经地给张绍康留了电话，并且一起陪张绍康回宿舍收拾东西，然后一直把他送到工厂大门外，挥手道别。
　　张绍康闹不明白对方这样做到底是真的想为自己将来留一条路，还仅仅是用心理暗示的方法赶紧把张绍康给打发了。事实上，这时候张绍康的大脑已经不做主，或者说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就象放映之前电影的荧幕，只知道死撑着面子，然后就是盲目地服从但是，他感觉自己象日本电影《追捕》上面的横路肼二，完全被别人摆布着做一些机械动作。但也不总是这样，因为这个空白的荧幕上偶尔也能跳出几个画面，比如王逸从奔驰车上下来的画面，比如他老婆嘲笑他不如兔子的画面，还有他在主任室里面接受别人恭维的画面，以及佛山蔡老板当初讨好他的画面，可惜这些画面是不连贯的，也是没有关联的。但不管怎样，人事部的人能一直把他送到工厂大门口，并且对他挥手告别，多少也让张绍康保全了一点尊严与面子，而且，也让张绍康记住了他的名字——蒋德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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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出了裕隆公司的大门，张绍康大脑里面的空白并没有被有逻辑的画面填满，还是那样一会儿空白，一会儿跳出一个个不相关的画面，仿佛是身上的血被人抽走了一部分，因此心里空空的，大脑也出现间歇式的供血不足，太阳穴有一种向内收缩的感觉，欲哭无泪。
　　张绍康立即拦了一辆的士。上去之后，可能是坐下的缘故，大脑供血明显充足一些，居然还懂得特意把车窗摇下来，向厂里面挥手，仿佛是跟什么人告别。但此时的蒋德厚已经回到大门里面了，并且是背对着门外往里走，根本就没有回头看，当然也就没有看到张绍康的这个挥手动作，不但没有看到他这个挥手动作，甚至也没有看到他上的士的这个动作，所以，张绍康的这个动作除了给他自己看之外，就只能理解为是给的士司机看的。
　　“去哪？”司机问。
　　司机这样一问，还真把张绍康给问住了。是啊，去哪？张绍康也不知道去哪。
　　“往前走。”张绍康说。
　　张绍康只能怎么说，如果不这么说，他该怎么说？难道说往回走？
　　张绍康这样说，说明他身上还有钱，还不至于为的士费发愁。
　　是的，张绍康身上确实有钱。张绍康来的时候，身上就带了钱，现在身上带的钱还没有花完，又多了几千钱块。除了昨天领的一千多块钱工资，刚才办理手续的时候又领了将近两千块。
　　“什么地方有招待所？”张绍康问。张绍康是问的士司机的。
　　司机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张绍康有点不高兴。或许是张绍康本来就不高兴，所以这时候说话比较生硬。
　　“不好意思，”司机说，“我也是刚来深圳，真的不知道。”
　　“你也刚来深圳？”张绍康问。
　　“是的，我也刚来深圳。”司机说。
　　“哪里来的？”张绍康又问。问的口气像查户口。
　　“湖南。”司机说。
　　张绍康更加生气，既然是从湖南来的，既然像我一样连路也不认识，那么怎么能开出租车？
　　虽然生气，但是张绍康并没有对司机发火。毕竟，自己是“处长”，刚才蒋厚德还称呼自己是“张处长”，既然是“处长”，就不该对一个的士司机发火。再说，司机有什么错呢？只要稍微想一想，谁都能想明白，深圳的司机当然都是外地人，本地人富得连人民币和港币都分不清楚了，哪有当出租车司机的？
　　这么想着，张绍康就消了气。
　　刚刚消了气，又上火了，怎么才上车，表上就跳到20块了？！
　　“这表是不是有问题？”张绍康问。
　　司机没有说话，而是慢慢把车靠在路边，停下，说：“先生您下车吧，不用给钱了。”
　　下车？什么意思？不用给钱？什么意思？张绍康确实想下车了，在家乡，起步价4元，打个的士绕城市一圈，也不过20元，怎么深圳一跳表就20块？尽管如此，钱还是要给的，不就20块嘛。张绍康身上正好有零钱，拿出20块，给司机，司机要给票，张绍康摆摆手，表示不要，然后下车，刚想走，被司机喊住了。
　　“又有什么事？”张绍康问。
　　“这个包您拿上。”司机说。
　　“哎哟，谢谢，谢谢！”
　　“没事，东西拿好，那边好像就有十元店，先住下来再说。”司机说。司机说话的口气，仿佛知道他是刚刚被炒鱿鱼的。
　　“谢谢，”张绍康说，“谢谢！”
　　
　　张绍康没有住十元店，进去了，也看了，但是十元店的景况也太差了，比当年他施工服务的时候见到的混凝土工人睡的工棚好不了多少，张绍康就是再难，难到马上打道回府，也不愿意住这样的店。当然，张绍康没有住十元店，也没有打道回府，而是找到了一家五十元一天的小旅馆，住下。
　　住下之后，张绍康就想打电话。张绍康有手机，是从老家带来的手机，带来之后，在深圳买了一张储值卡，就变成深圳手机了。之所以要买储值卡，而没有买固定卡，不仅是因为储值卡便宜，而且还因为他基本上不怎么用手机，所以，还是买储值卡合算，因为储值卡没有基本月租费用。张绍康不明白普通手机为什么要收月租，搞得好象手机不是自己买的，而是从电信局租赁来的。
　　张绍康这时候非常想给老婆打一个电话，以前在家的时候，好像跟老婆并没有多少话说，但是离开之后，却好像又有许多话要说了。难道真的像书上说的，距离产生美？张绍康的老婆美吗？当然不美。他们那个时代，又是学工科的，女大学生有几个是美的？张绍康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打，没有打的原因不是因为老婆不美，而是不知道打通了该说什么。
　　张绍康又想到了应该给佛山的蔡老板打一个电话，他觉得无论如何应该把情况告诉蔡老板，毕竟，他刚刚丢掉的这个工作是蔡老板介绍的，现在既然已经离开那里，不管是什么原因离开那里，都应该告诉他一声。哪怕告诉蔡老板是很丢人的事情，也要告诉。这是做人的原则。
　　响了几声，没人接。再打，又响了几声，转到了秘书台。
　　张绍康留言：我已离开裕隆公司。
　　张绍康本来还想说谢谢之类的话，但是又怕蔡老板误解为是讽刺他，作罢。
　　张绍康也想到留言解释一下离开的原因，但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蔡老板有心继续跟他做朋友，接到留言后肯定会来电话询问，等他来电话询问了，再说也不迟。最后，蔡老板当然是没有再来电话，张绍康也就没有再打电话去。毕竟，张绍康还不至于那么不知趣。
　　但是张绍康还是想跟什么人说说话。想到最后，张绍康给罗照辉打了电话。
　　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不认识什么罗照辉。
　　奇怪，怎么会不认识罗照辉呢？前几天不是还打过电话的吗？再打一遍，口气硬一点，摆出自己是领导的口气。对方认真了一点，但仍然说不认识，确实不认识。
　　张绍康的心情好一点，仿佛又回到上大学的年代。在上大学的那个年代，有一次他的有机化学考得非常差，公布成绩的时候，果然才65分，但是，一看到他们班居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及格，心情当场开朗不少。现在也一样，现在既然罗照辉也被老板炒鱿鱼了，那么张绍康的心情有理由开朗。
　　还好，他还有罗照辉的手机，还可以给罗照辉打手机。
　　到底是老同事了，罗照辉没有像蔡老板那样让他留言，而是直接接他的电话。
　　“你不在那里做了？”张绍康问。张绍康这样问，就等于是先发制人。
　　“早就不做了。”罗照辉说。
　　张绍康不明白“早”是什么意思，半个月前不是还在那里做吗？怎么“早”？
　　“晚上有空吗？”张绍康问。
　　“有，”罗照辉说，“聚聚？我请你。”
　　“我请你吧。”
　　“我请你，”罗照辉说，“说好了我要为你接风的。”
　　“一样。”张绍康没有再坚持。
　　
　　晚上二人见面的时候，张绍康才告诉罗照辉他被老板炒掉的事情。当然，张绍康说的比较简单。但就是比较简单，对张绍康来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要是在以前，比如在华东设计院，像这样丢人现眼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对人说的。
　　“你怎么不早说呢，”罗照辉说，“今晚住哪？”
　　张绍康说了自己住的那个旅店，一个在西丽的小旅店。
　　“那多不安全呀，”罗照辉说，“还不如跟我搭伙住。再说这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五十块钱一天，我们俩吃了多好。”
　　张绍康一听，差点感动得流泪，想着这个罗照辉，虽然跟自己是一拨的，但是并不是一个室，以前在设计院也没有多大的交情，也就是一起做过两个项目吧，算是认识而已，没想到出来之后，居然这么贴心。
　　“行，我明天就搬来，跟你搭伙。”
　　“干吗明天呀，”罗照辉说，“吃过饭我跟你去，直接搬过来。”
　　张绍康想了想，说还是明天吧，反正今天的钱也交了。
　　“也行，”罗照辉说，“这样我们今天正好可以喝个痛快。”
　　于是，当晚他们就真的喝了个痛快。
　　趁着痛快，张绍康就把自己怎么离开裕隆公司的事情说了一遍。
　　“这件事情不怪你，”罗照辉说，“即使你没有找老板，估计你最多也只能再干一个月。”
　　“是吗？”张绍康问。
　　“是的，”罗照辉说，“本来你就是挨着朋友的面子进来的，除非你进来之后很出色，否则老板早晚是要炒掉你的。但是你怎么能很出色？首先专业就不对口，再说管理，企业的管理与设计院的管理不是一回事，私营企业的管理跟我们过去国营单位的管理更不是一回事，深圳的企业与内地的企业管理还不是一回事，你能适应就相当不错了，怎么可能做得很出色？所以，你走人是必然的。”
　　罗照辉这样一说，张绍康的心情就更加好了一点，因为既然是必然的事情，那么自己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既然没有什么可后悔的，那么心情当然就好一些。不过，好了一会儿之后，又焦虑起来。
　　“照你这个说法，我们不是没有办法立足了吗？”张绍康问。
　　罗照辉虽然只比张绍康早来几个月，但相对于张绍康来说，算是老深圳了，至少他自己已经把自己当作老深圳了。这时候听张绍康这样问，罗照辉说：“这也不一定。关键是观念。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以前在设计院时候的旧观念，那么确实是没有多少出路，但是，如果换一个观念，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说到这里，罗照辉停了下来，跟张绍康碰杯，喝酒。
　　“你知道兔子为什么能够成功吗？”罗照辉问。
　　“胆大，来得早。”张绍康说。
　　罗照辉摇摇头，说不是。
　　张绍康看着罗照辉，等着他往下说。
　　罗照辉继续与张绍康碰杯，继续喝酒。
　　“关键不在这里，”罗照辉说，“关键是观念。要说早，比他来深圳早的人多呢；要说胆大，比他胆子大的人更多。但是，真正能够成为大老板的，有几个？”
　　张绍康略微想了一想，马上就点头，表示认同罗照辉的观点。
　　张绍康的点头起到了鼓励作用，罗照辉这次没有再碰杯，也没有喝酒，而是继续说。
　　罗照辉说：“比如专业，像我们这些搞钢铁的，在深圳肯定是没有合适的专业，与其在专业的圈子里面碰壁，不如跳出专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市场上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比如兔子，是你们室的吧，跟你一样学耐火材料的吧？但是他做起来装修，你说他对装修懂个屁呀，当初他结婚的时候，就‘飞机楼’那点简易装修，也就是刷个墙和自己动手重新布置一下线路，忙完了之后，一开灯，不亮，搞的新婚之夜点蜡烛，你还记得吗？”
　　张绍康想了想，不记得，说者说想不起来，好像没有这么回事，肯定是别人瞎编的，因为他跟王逸一个室，又是楼上楼下，如果真有这事，他能一点不记得？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是这些人瞎编的。
　　尽管张绍康知道是瞎编的，但是这时候他没有必要戳穿，而是笑，笑的目的还是鼓励罗照辉继续说。说酒话嘛，不用那么认真。
　　果然，罗照辉继续说：“到深圳来发展，如果你有过硬的关系，最好是正式调动过来，比如调动过来做公务员。在深圳做公务员，即便不搞歪门邪道，正常的收入与福利，也比内地一个老板强。”
　　张绍康想了想，这话等于没说。自己肯定没有这么过硬的关系，如果有，找什么佛山的蔡老板谋个狗屁打工的位置呢？
　　“如果没有，”罗照辉说，“那么就要像兔子那样，争取自己当老板。”
　　张绍康想了想，这话还是等于没有说，谁不想当老板？但是在深圳当老板就跟在内地当官员一样，是你自己想当就能当的吗？
　　“当然，”罗照辉又说，“老板不是想当就能当的。但是，至少现在就要有这个想法。”
　　张绍康点了点头，表示认同。也确实表示认同。想当老板当然没有错，在深圳想当老板，就跟在内地的时候想进步一样，当然没有错。
　　“所以，”罗照辉说，“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并不是看眼前工资多少，而是看能不能为今后当老板创造条件。”
　　张绍康换了一个姿势，认真地打量起罗照辉，他没有想到这个好像比自己还小一岁的小弟弟居然这么能说，而且说的还似乎有道理，以前在设计院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呢？包括当初同在一个项目组的时候，怎么也没有发现呢？是喝酒喝的？还是环境造就的？
　　“具体说说看。”张绍康说。
　　“什么具体说说看？”罗照辉问。
　　“具体说说怎么样才能为自己今后当老板创造条件。”张绍康说。
　　“比如你在那个裕隆铝材厂，”罗照辉说，“你是不是打算自己将来做铝材的生意？”
　　张绍康想了想，摇摇头，说不是。
　　“那我问你将来有没有可能做这种生意？”罗照辉问。
　　张绍康又想了想，再次摇摇头，说没有想过。
　　“现在想想。”罗照辉说。
　　张绍康就认真想了想，想着自己将来有没有可能做这个生意。想了半天，还是摇摇头，表示不可能。
　　“不可能？”罗照辉问。
　　“不可能。”张绍康说。
　　“为什么不可能？”罗照辉问。
　　“首先是不懂，”张绍康说，“再说也没有资金，还有就是没有市场，所以不可能。”
　　“祝贺你！”罗照辉说，“干！”
　　既然罗照辉说干，那么张绍康就干了。但是干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干，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罗照辉祝贺他什么。
　　“祝贺什么？”张绍康问。
　　“祝贺你已经发现一个不适合自己干的事情了，”罗照辉说，“祝贺你及时地跳出不适合你发展的行业了。”
　　罗照辉说得很起劲，不知道是他本来就应该这么起劲，还是酒精让他这么起劲。
　　“什么意思？”张绍康问。
　　“这还用问吗？”罗照辉说，“既然你将来准备自己当老板，那么你现在就应该是在寻找将来可能自己做的行业，虽然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你将来打算要做的行业，但是你至少已经发现一个你不适合做的行业了，并且在你发现这个不适合你做的行业之后，立即就炒了老板的鱿鱼，去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这难道还不是值得祝贺的吗？”
　　张绍康显然是听糊涂了，或者说是听清楚了，最后，他也闹不清自己到底是听清楚了还是更糊涂了，反正，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他离开裕隆公司是对的，而且不是老板炒了他的鱿鱼，而是他炒老板的鱿鱼了，或者说，是他主动跳槽了。但是，往哪里跳？不知道。既然往哪里跳都不知道，又怎么能说是“主动”跳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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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天张绍康睡了一个懒觉，准确地说是睡了一个回笼觉。所谓“回笼觉”，就是早上还是按时起床了，并且起床之后还洗脸刷牙刮胡子，甚至还吃了早饭，但是，忙完这些之后，发觉没事，于是又倒在床上重新睡了一觉。
　　重新醒来已是中午，想着如果再不退房，肯定要多交半天的费用，于是赶紧收拾收拾，下楼，办理退房手续。
　　张绍康是压着点办完退房手续的，也就是说，刚一办完，正好就到了12点。张绍康本打算先吃午饭的，但是不知道是睡了一上午的缘故，还是深圳天热，身上的热量散发慢不容易饿的缘故，总之，这时候一点都没有食欲。想了想，还是先给罗照辉打个电话。但这次电话让张绍康遭遇了昨天给蔡老板打电话类似的经历。电话响了几声，对方没接，不但没接，而且还掐了。张绍康心里马上一沉，想，难道一个晚上人就变了？正想着呢，自己的手机响了。张绍康一个激灵，因为自从来深圳配上新的卡之后，他的手机几乎没有响过。再一看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难道是打错了？错了也接吧，难得有一个电话。一接，是罗照辉。
　　“你退房了？”罗照辉问。
　　“退了。”张绍康说。
　　“吃饭没有？”罗照辉问。
　　“早饭吃了，现在不饿。”张绍康说。
　　“那你过来吧，”罗照辉说，“我给你留饭。”
　　张绍康说好。
　　“到我公司来，”罗照辉说，“从你那里乘436中巴，到八卦二路下车，在西头下，靠体育馆这边。下车之后给我打电话，就打现在这个电话。”
　　
　　张绍康见到罗照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半。深圳比张绍康想象的大。
　　到了罗照辉的办公室之后，才知道他现在在一家专门做出国留学服务的公司上班。办公室不大，好在是中午，所以张绍康吃饭的空间还是有。罗照辉为张绍康留的是盒饭。虽然是盒饭，但味道不错，主要是辣味，一旦有辣味，就蛮下饭。张绍康还没有吃完，罗照辉就开始工作了。刚开始是接电话，然后是接待人，很多人，全部都是比他们大一拨的中年人。
　　罗照辉已经顾不得与张绍康客套，简单地打一个招呼，就忙着接待顾客。而张绍康混在人群中，也像是一个顾客。
　　“要出去还是早出去，”罗照辉对一个中年妇女说，“早出去对小孩学习语言有好处。再说，一旦过了十八岁，就要通过外语考试，费钱不说，无形中又增加了一道障碍。不如现在就走，去了之后，先在语言学校上半年课程，然后直接进入大学预科班，这样基础扎实，而且小孩学习轻松。大学毕业之后，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移民，成功之后，可以继续留在国外，也可以带着国外的身份回香港和内地发展，您也算是有了依靠。说实话，送孩子出国不仅对他一辈子好，对您自己也算是一种投资，而且是最可靠的投资。投资什么，能比投资自己的孩子可靠呀？”
　　中年妇女显然是被说动心了。其实不仅她被说动心了，连张绍康在旁边听着也几乎动心了，如果张绍康不是因为小孩太小，实在不够独立出国的条件，如果张绍康也能有这个经济能力，那么，他就要当罗照辉的客户了。
　　“如果她移民成功了，将来我是不是可以跟了去？”中年妇女问。
　　“那当然了，”罗照辉说，“国外是最讲究的了，母女团聚是最基本的，哪有不允许的？”
　　稍微停顿了一下，罗照辉换了一种口气，一种更亲切更贴心的口气，说：“您这个想法非常好，您要是去了国外，晚年就更有保障。在国外，就是不上班，也能领取基本生活保障费，而且生活保障费比有些人的工资都高。”
　　张绍康没有想到罗照辉一眨眼变成了世界卫士，或者变成了国外的移民官，不仅现在可以批准中年妇女的孩子出国，而且将来还可以批准孩子的母亲移民，甚至还能保障移民之后的生活问题。但是，他的话确实打动了顾客，中年妇女已经开始咨询具体的程序和费用了，并且详细问了先交多少钱，是交人民币还是交美元等等。不用说，罗照辉今天下午至少做成了一单。
　　晚上吃饭的时候，张绍康说：“看不出来，你还这么敬业。”
　　“要看什么事情，”罗照辉说，“自己给自己做事，能不敬业吗？”
　　张绍康看着罗照辉，没有说话，没有说话的原因是他没有完全理解罗照辉上面说这句话的意思，比如他为什么说是“自己给自己做事”，难道他不是给老板打工，而是自己做老板了？显然不是。既然不是，张绍康就不明白。
　　“你跟老板是合作关系？”张绍康问。
　　“现在还谈不上，”罗照辉说，“只能算是打工吧，但是我很快就能自己做呀。只要我跟着她做一段时间，把路子摸熟了，有了国外的关系渠道，我自己就可以做。现在人慢慢有钱了，谁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学习，你不想吗？”
　　张绍康点点头，明确地表示想。真想。
　　“所以，”罗照辉说，“做这一行生意很好，其实只要有市场的生意就是好生意，而且做这一行也没有什么大的投资。”
　　张绍康一听，还真是这么回事。
　　“不瞒你说，”罗照辉说，“你在裕隆公司一千八百块钱一个月不算少了，像我现在在这里，你也看到了，算是独当一面了吧，每月工资才一千五百块，而且吃住全部自己负担，比你差远了吧？但是，我可以学到东西呀，可以为自己摸路子呀，将来可以自己做老板呀，所以，我现在干得一身是劲，也就是你说的敬业。当然敬业，我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敬业呀。”
　　张绍康显然是明白了，或者说是开窍了，不仅明白罗照辉现在说的话，而且连他昨天晚上说的话也一起明白了。
　　知道罗照辉每月才一千五百块，并且还要自己负担房租和吃饭后，晚上的饭钱张绍康就坚决要求他埋单。罗照辉笑笑，没有坚持。
　　吃完饭，两人提着行李，一起来到罗照辉的住处。
　　罗照辉的住处比张绍康想象的差远了，至少在大环境上比张绍康想象的差远了。从大环境上说，简直还不如昨天见识的十元店。十元店虽然房间里面过分地拥挤，但是大环境还是一个正规的住宅小区，而罗照辉住的地方不是。罗照辉住的地方是一栋楼挨着一栋楼的特殊建筑，张绍康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不仅在深圳没有见过，而且在内地也没有见过，甚至在内地的乡村都没有见过。太拥挤了，完全不符合城市规划的基本规则。张绍康虽然不是学城市规划的，但是毕竟在设计院工作，毕竟还是一个副处级领导，经常参与项目论证，对城市规划的基本规则还是有一些常识的。难道深圳不搞城市规划？深圳不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吗，怎么连规划都没有？如果这些特殊的建筑在郊区，张绍康或许还能够理解，因为城市的郊区往往成为城市规划的死角，但是不是呀，现在罗照辉带张绍康去的这个地方叫岗夏，位于福田区，深南大道的南侧，可以说是深圳的市中心最好的地段，就在新的市政府斜对面，难道这个地方也没有城市规划？或者可以不遵守城市规划？再一看每栋楼之间，只相距一米左右，住户连窗户都不能完全打开，要是遇上火灾怎么办？消防车能开进来吗？
　　张绍康实在看不懂，问罗照辉。
　　“城中村，”罗照辉说，“深圳特区之内有一百九十七个这样的城中村，就是都市里的农村。”
　　“这么多？”张绍康为。问的口气像不信。不是对罗照辉不信，而是对这个数字不信。
　　罗照辉点点头，说是的。
　　“怎么回事？”张绍康问。
　　“这里原来是农村，”罗照辉说，“后来建立城市了，但是没有及时给农民‘农转非’，所以他们还是农民，既然还是农民，那么当然就要拥有土地，但这里显然不是种地的地方，再说种地也不合算，不如盖房子出租。”
　　张绍康一想，明白了。城市规划当然干涉不到农村。
　　“为什么不让农民‘农转非’呢？”张绍康问。
　　“历史遗留问题，”罗照辉说，“当初是政府谋求超常规发展，没有让农民‘农转非’，现在是农民尝到了甜头，自己不愿意‘农转非’了。”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张绍康问。在张绍康看来，罗照辉只比他早来几个月，不应该懂这么多。
　　“看书的，”罗照辉说，“最近出了一本书，叫‘亲嘴楼的故事’，就是讲这个故事的。”
　　亲嘴楼？张绍康抬头往上一看，两栋楼正好在“亲嘴”，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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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绍康跟罗照辉住在一起，不仅是经济上负担轻一些，关键是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今天晚上他们俩继续说话，主要是说下一步张绍康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我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很不错，”张绍康说，“将来如果深圳好做，就在深圳做，如果深圳不好做，也可以回内地做。其实现在内地有钱的人也很多，也有许多家长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罗照辉点点头，说是的。
　　张绍康沉默了一下，很想让罗照辉介绍他也做这个事情。虽然只是旁观了一下午，但是张绍康已经看出这个生意的前景来，不但看出这个生意的前景，而且也看出这个生意的关键是跟人打交道，特别是跟中年人打交道。张绍康相信，在跟人打交道这方面，他绝对不比罗照辉差，所以，假如说罗照辉现在已经独当一面的话，那么只要他做，他也很快就能够独当一面的。张绍康已经悟出，独当一面非常重要，只要能独当一面，将来基本上就能自己做，即使暂时不自己做，那么老板也不会像裕隆公司那样说炒就炒掉他，因为从本质上说，只要自己能独当一面，或者说能独立开展业务，那么就等于是自己在为老板赚钱了，跟在裕隆公司那样几乎是靠老板“养”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我做这个事情怎么样？”张绍康问。
　　罗照辉想了一想，说：“做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最好不要做。”
　　“为什么？”张绍康问。
　　“大材小用了，”罗照辉说，“这个生意虽然你能做，而且投资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将来自己做老板的门槛比较低，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也没有什么大出息，主要是利润空间非常小。你没看见我们老板是个女的吗？”
　　张绍康点点头，表示是的，但是他不认为凡是女人做的生意就一定是小生意。
　　“你不要以为我是怕你跟我竞争，”罗照辉说，“其实市场空间大得很，你不做，还有别人做。”
　　张绍康再次点点头，而且点头的幅度比刚才大，表示他确实相信罗照辉不是怕跟他竞争才建议他不要做这一行的。
　　“其实你在我们那一拨人当中是佼佼者。”罗照辉说。
　　张绍康摇摇头，不知道纯粹是谦虚，还是认为自己确实不是什么佼佼者，或者即便他认为自己是佼佼者，表面上也要谦虚一下。
　　“其实在我们华东设计院是佼佼者，到深圳来也一定是佼佼者。”罗照辉进一步说。
　　“那也不一定。”张绍康说。
　　“至少你得尝试一下，”罗照辉说，“你到深圳其实只是在工厂里呆了两个月，对真正的深圳并不了解，甚至还没有看到真正的深圳，这时候就决定做什么是不合适的。”
　　张绍康听了心里一愣，暗暗觉得士别三日确实应当刮目相看，眼前的这个小老弟讲的还真有道理，自己对深圳真的还一无所知，蔡老板介绍我去裕隆，我就去了裕隆，今天看着罗照辉在留学服务机构做得不错，就想着要去做留学服务，是不是坐享其成惯了？既然已经下海了，就不要想着再依赖别人，比如不要依赖蔡老板，也不要依赖罗照辉。假如我没有找到罗照辉呢？假如我找到罗照辉了，但是罗照辉对我不热情呢？比如没有邀请我到这里来住，没有带我去他们公司，那么，我是不是就准备打道回府？就是真的打道回府，起码也要对深圳有个了解了之后才决定吧？现在就打道回府，我亏不亏？
　　“那你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张绍康问。几乎是不耻下问。
　　“放下架子，”罗照辉说，“去应聘，去人才大市场应聘。只有通过应聘，你才能真正感受深圳，只有通过自己应聘找到工作做了，并且不断地调换工作，你才能发现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或者说自己到底最适合做什么，最值得做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比如兔子。”
　　又说到了兔子。一说到兔子，罗照辉好像就有许多东西要说。
　　罗照辉说，当初王逸来的时候，也干了许多工作。不断地找工作，又不断地辞去工作，或者是被老板炒鱿鱼，最后，他认定做房地产开发最有前途，于是，就一心想进房地产开发公司，但是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没有工程师职称证书，而且大学毕业证上是耐火材料专业，与房地产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别人当然不会让一个学耐火材料的人做民用建筑工程监理这样的工作。后来，他采取了迂回战术，不是做不了房地产开发吗？就先做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行业。比如做土石方工程，比如做房屋装修工程。最后，他选择了做装修工程。因为装修工程离房地产开发更近，而且属于房地产开发的终端工程，利润空间更大，启动资金更小，并且技术含量也更高。选定目标后，他干脆把大学毕业证暂时收起来，用高中毕业证去应聘，直接应聘装修工人，最后果然就应聘上了。但是，他到底是大学生，是工程师，能看懂图纸，并且能看出原设计图纸上的不合理部分，甚至当施工单位和甲方发生工程纠纷的时候，他还能提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和数据。由于他当时是一个现场工人，所以他提供的证据往往比对方的施工监理和本方的现场工程师还有说服力。几个工程下来，取得老板的信任，被提拔为队长，再后来就自己拉队伍承接工程，最后终于成了老板。
　　“由于是从最底层做起的，”罗照辉说，“所以对现场施工当中的一些弯弯绕他非常清楚，比如什么是偷工减料，什么是省工省料，下面的人骗不了他，对方也骗不了他，所以他的装饰工程公司发展得就非常快。你看，他现在的深宝装饰工程公司多有名气，光是凭资质证书收挂靠费，每年就是上千万。”
　　关于王逸的故事，张绍康其实早就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但是这一次听罗照辉说，跟以往的任何一次感受都不一样。以往听的时候，张绍康总是带有一种抵触情绪，觉得很多东西是设计院的人瞎传，就跟昨天罗照辉说当初王逸结婚没有电灯而只能点蜡烛的传说一样，但是今天听起来，觉得即便是人们的瞎传，那么基本事实还是肯定的。因为当初王逸下海的时候，确实是一无所有，而今天确实是拥有了一家赫赫有名的装饰工程公司，尽管实现这一转变的过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说法，尽管这些说法当中可能有夸张的和演义的成分，但是开头和结尾是真实的。既然开头和结尾是真实的，那么，计较中间过程有必要吗？
　　受王逸故事的鼓舞，在罗照辉的指点下，张绍康第二天就去了位于宝安北路的深圳人才大市场。
　　张绍康没有想到深圳人才大市场有那么多人，这哪里是应聘，简直就像是抢购！不对，应该说是“抢卖”，抢着把自己卖出去。
　　张绍康学着别人的样子，上楼，交钱，填表，复印，递材料。心里记着罗照辉的话，抛开专业，或者是扩大自己的专业范围，扩大到只要与建筑材料有点关系的摊位都递材料，甚至扩大到与管理有关的摊位也递材料，递到最后，连信心都跟着递完了。很多时候，张绍康相信对方可能连自己的材料看也没有看。
　　一个星期之后，张绍康想着回去了。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找找过去的老关系，去上海或上海附近碰碰运气。张绍康现在已经不再想着王逸什么事情了，只要自己有好的发展机会就行。张绍康甚至想到如果他回去，肯定能找一份象裕隆公司那样的工作，并且他相信，如果再有那样的机会，他肯定不会像上次那样轻易丢掉的。张绍康几乎已经忘记罗照辉给他灌输的什么找工作是为了将来当老板的思想，至少暂时是忘记了。张绍康发现，人在顺境中的心情和在逆境中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不仅心情不一样，就是智商也不一样，比如现在，张绍康投递了一个星期的个人资料也没有应聘成功，他的思维就只能停留在找一份工作的层面，而根本没有想着什么当老板不当老板的问题。
　　在这一个星期里，罗照辉一如既往地每天都鼓励张绍康，鼓励他说应聘是一段宝贵的经历。当然，罗照辉并没有忘记继续灌输他的“当老板”思想，说张绍康眼下的这些遭遇对将来当老板肯定大有好处。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好？”这一天两个人喝酒的时候，张绍康突然问。
　　“我对你好吗？”罗照辉反问。
　　“当然，”张绍康说，“讲实话，如果不是你，我可能坚持不到今天，可能已经回去了。”
　　“千万不要这么讲，”罗照辉说，“回去就意味着失败。你现在就承认自己失败了？”
　　张绍康笑，是那种大人对小孩的笑。
　　“其实也不能说我对你好，”罗照辉说，“你跟我住在一起，对我也是一个安慰，我也需要安慰。”
　　说着，罗照辉竟然哭了起来，当然，没有大哭，而只是稍微流了一点眼泪。但就是流一点眼泪，对张绍康也是一种震撼，因为在设计院工作这么多年，张绍康还没有见过男性同事流过眼泪，怎么到了深圳，才这么几天，就见到罗照辉流眼泪了？
　　说实话，张绍康本来已经准备打道回府的，现在见罗照辉流了眼泪，他下面的话就说不出口了。仿佛他坚持在深圳，坚持去人才大市场应聘，不仅仅是为他自己，也为了罗照辉的一片热心。或许，罗照辉讲得对，张绍康这样在深圳坚持，对罗照辉也是一种鼓励和安慰。
　　也幸亏罗照辉的眼泪，否则张绍康就没有后来的机会了。大约就在罗照辉流眼泪的第二天，机会来了。
　　那天张绍康和往常一样来到人才大市场，并且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他的专业和经历几乎不被任何一家公司看好，而他觉得自己堂堂正正是个高级工程师，是个处级干部，也犯不着去造假，比如买假学历，比如编造履历等等。既然有真学历，真职称，真经历，干吗要造假？要编假？张绍康宁可打道回府，也不搞这些名堂。尽管罗照辉天天给他上课，天天让他造假编假，而且他也每次都答应，但是，张绍康仍然坚持每天都以证实的身份和真实的履历去面对一个又一个招聘摊位。大不了打道回府。但是，今天算是让他碰着了。今天正好赶上一家设计公司在招聘办公室主任，看了张绍康的材料，认为非常符合他们的要求，要他明天去公司面试。
　　张绍康马上就给罗照辉打了电话，报喜。
　　“好！”罗照辉说，“好好好！我就知道会这样。晚上喝酒。”
　　晚上张绍康没有喝酒，因为他还没有被录用，只是接到了一个面试通知，还不是喝酒的时候。
　　不喝酒，那就说话。
　　“我有预感，”罗照辉说，“面试肯定能通过。”
　　“为什么？”张绍康问。
　　“不为什么，就是预感。”罗照辉说。
　　张绍康也有这样的预感，但是他不说，不敢说，怕说出来运气就跑了。
　　不说也难受，于是，往反的说。
　　“真要是录用了也未必是好事。”张绍康说。
　　罗照辉眨巴眨巴眼看着张绍康，仿佛是怀疑他傻了。
　　“这份工作对我将来创业有用？”张绍康说。
　　罗照辉松了一口气，说：“不要总想着创业，眼下你先要生存，找到一份合适你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张绍康不说话，看着罗照辉，或者是等着罗照辉，等着他继续望下说。
　　罗照辉果然继续说：“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当老板的，再说也不是每个老板都一定比打工的幸福。”
　　张绍康笑了，笑着问：“你以前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呀。”
　　罗照辉摇摇头，说：“我以前讲的没有错，但多少是有点安慰你，其实，眼下找一份好的工作和将来创业当老板之间并不矛盾。当老板要投资吧？你现在有多少钱能投资？你现在找一份好的工作，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在深圳生存下去，了解深圳，锻炼自己，寻找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积攒一些资金，为将来投资创业打基础，不是很好吗？”
　　罗照辉这样一说，张绍康反更加担心起来，担心明天的面试通过不了，于是，又问了一些关于面试的注意事项。罗照辉自然是诲人不倦，认真地教导了一潘，比如告诉张绍康，面试的时候，不管老板怎么问你，千万不要跟老板谈条件，比如不谈工资要求多少，甚至不谈希望工资多少，谈多了谈少了都不好，比如老板本来是打算给你三千的，你如果说要四千，老板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要你了，而如果你说要两千，老板见你不自信，也可能不要你的，或者要你，但就按你自己说的，给两千，你不是吃亏了？所以，千万不要谈工资，就说你喜欢这份工作，并且说只要工作开心，比工资高一点更重要。
　　张绍康听了直点头，将心比心地一想，如果自己是老板，也会这样。
　　第二天，张绍康去面试的时候，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但是面试过程比他预想的轻松多了。对方是老板亲自带了两个副手接待张绍康的，而且整个过程根本就不像是面试，倒更像是聊天。聊张绍康在华东设计院的一些情况，聊着张绍康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比如他们设计院有几个室几个所，主要承接那些工程，张绍康参加过哪些大的工程，在华东设计院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以及他什么时候来的深圳，为什么会来深圳，来深圳之后都做了些什么，等等，全部都是一些与专业无关的日常琐事。张绍康没有说谎，而且也没有象罗照辉教导的那样夸大，而基本上都是说的实话。因为他已经想好了，如果面试不成功，他也算是尝试过了，无悔无怨了，可以回去了，所以，用不着撒谎。
　　聊到最后，张绍康忽然明白了，敢情对方主要是怕张绍康的个人资料是假的，面试的过程已经演变成了考核张绍康的个人身份真伪的过程。
　　这么想着，张绍康就问：“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的身份有假？这很容易，上网一查就知道。先查我们院的机构，看与我刚才说的是不是相符，再查我们院的电话号码，然后打过去，直接问我的情况，甚至直接让我跟他们通话就行了。”
　　对方笑了，说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今假信息太多，我们也不得不多问几句，再说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相当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对设计单位管理工作有经验的人来做，请他务必不要见怪。
　　这时候，有一个副手贴着老板的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老板点点头，问张绍康：“深宝装饰工程公司的王老板您认识不认识？”
　　张绍康笑了，不是高兴的那种笑，而几乎是不屑一顾地笑，说：“当然认识，叫王逸，我们以前是一个室的，怎么不认识。您认识他？”
　　老板没有回答他自己是不是认识王逸的问题，而是犹豫了一下，或者说是迟疑了一下，说：“问一个或许不该问的问题，您为什么没有到深宝公司去任职，而自己跑到人才市场来应聘？”
　　“这怎么说呢，”张绍康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到他的公司去任职。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假如您硬要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如果我要是去深宝公司，那么就真的等于是投奔他了，我相信我现在还能依靠自己的实力生存，而不需要投奔任何人。事实上，我们院在深圳的人不少，在他那里的人也有，但比例很小，大概想法跟我差不多吧。可能是自尊心的问题。”
　　老板笑笑，换了一个话题，问张绍康，如果他们录用张绍康，他最早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张绍康回答立刻就可以上班。老板又问张绍康对工资方面有什么期望。张绍康说按公司制度领工资和奖金就行了，不希望自己特别的低，也不希望自己特别的高。
　　“为什么？”老板问。
　　张绍康想了想，没有完全按照昨天晚上罗照辉教他的那样说，而是按他自己的性格说：“如果特别的高，别人嫉妒，工作上我会很为难的。如果特别的低，别人小瞧我，也同样没有权威去做管理工作的。”
　　老板再次笑笑，并且是那种满意地微笑，笑着让张绍康到外面等一下，他们商量商量。
　　张绍康虽然是第一次面试，但是他感觉自己肯定已经是被录用了，果然，大约也就是过了不到五分钟，一个副总出来，笑着告诉张绍康，他被录用了，让他明天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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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走出国企大厦，来到上步南路，张绍康突然发现深圳比家乡美，主要是美在空气上。由于空气干净，所以深圳的天比家乡的蓝，不像家乡的天空那样灰蒙蒙的，而且，深圳的空气有一种湿润而清新的味道，就像家乡的公园里某些宣称有负离子的地方那种味道。这是一种张绍康所喜欢的味道，并且是张绍康今天才感觉到的味道。刚来的那两个月，张绍康在西丽的工厂里没有感受到这种味道，从裕隆公司出来后，这十来天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但是，今天他感觉到了。
　　张绍康努力让自己冷静一些，清醒一些，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喜形于色。根据他的经验，越是在得意忘形的时候，越容易出问题。
　　张绍康想到了给罗照辉打一个电话。想到了，但是没有打，因为他不想让罗照辉认为他十分在意这份工作，象乡把佬穿了一件新衣裳，所以，他要故意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或者说不是很在意的样子。这么想着，张绍康就没有打电话，而是沿着上步路一直往北走。他知道，只要一直往北走，就能走到罗照辉上班的那个地方。
　　同样是走路，但是张绍康今天走路的心情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前些天张绍康在走路的时候，要不然就没有想法，很茫然，似乎没有目标，要不然就多少带有一种失落，甚至是后悔，后悔当初没有跟老婆坚持一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下岗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又回到了起点，甚至还不如当初大学毕业时候的起点；后悔不该来深圳，而应该去上海，去上海没有孤独感，也没有漂泊他乡的感觉，或者有，但是感觉不会这么强烈；张绍康还后悔不该轻易离开裕隆公司，比如不该冒冒失失地去找老板，如果不是那么冒冒失失地去找老板，或许他就不会离开裕隆公司，只要不离开裕隆公司，那么肯定就吃住不愁，而且只要坚持干下去，自己的才能早晚会得到老板的认可，就是做不了销售部经理，做个办公室主任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那样，每月的工资也在四千以上，比如五六千块，虽然离当初佛山的蔡老板开出的年薪十万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吃住之外每月五六千的收入也不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前些天张绍康一个人在深圳大街上行走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失落和后悔的过程。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张绍康走在路上没有失落也没有后悔。今天张绍康认为，好的结果说明好的一切，或许，下岗、来深圳、从裕隆出来，包括这么多天连一个面试通知都没有接到，可能正是上帝有意安排的，有意安排我等待着设计公司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设计公司这个位置不是比华东设计院耐火材料室副主任更好吗？即便不一定比在设计院好，但是肯定比在裕隆公司好。钱多钱少且不说，至少这份工作自己心里有底，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心里有数，责任也很明确，不像在裕隆公司，不做事不好，做了怕出界了也不好，搞得一天到晚吓吓惊惊地生怕做错什么事情，也生怕说错什么话，多难受？而如果不正好赶在那个时候被老板炒出来，如果被老板炒出来之后没有跟罗照辉住在一起，如果不是罗照辉的天天鼓励与教导，如果不是天天去应聘天天没有机会，那么，能有今天这样的好位置吗？所以，一切都是天意。
　　张绍康还在走。沿着上步路一直往北走。先是穿国了深南大道，然后经过市政府二办，现在又穿过了红荔路，八卦岭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了。张绍康没有觉得累。不但没有觉得累，而且还觉得蛮愉快。现在才四点多钟，张绍康知道，罗照辉他们一般是晚上六点钟才下班，他最好是五点多钟赶到那里，这样，在那里坐一会儿，免费看看当天的报纸，然后跟罗照辉一起下班正好。事实上，张绍康这些天几乎一直是这样的，搞得罗照辉他们公司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了。不但员工认识，老板也认识。罗照辉当着他们公司员工的面喊张绍康是“张主任”，其实罗照辉从来都没有这样喊过，以前在设计院的时候没有喊过，现在在宿舍里也没有这么喊，仿佛张绍康这个“主任”是专门为罗照辉他们公司当的。不仅如此，罗照辉在给他们公司的老板介绍的时候，更绝，说张绍康以前是他的领导。其实他们不是一个室的，怎么“领导”？但罗照辉的这样介绍似乎很有必要，不仅老板对张绍康添了几分尊重，而且对罗照辉的印象也不错。既然罗照辉对过去的领导都这么上心，那么对现在的老板一定会很忠诚。做老板的，当然希望员工对他忠心。
　　张绍康这时候已经穿越泥岗路，进入八卦岭地段了。一进入八卦岭地段，张绍康考虑的问题就现实起来，马上就考虑见到罗照辉时候的情景。张绍康想象着，一旦见到罗照辉，把自己已经被录用的情况一说，罗照辉肯定会高兴地跳起来，然后肯定是张罗着晚上喝酒庆祝。当然，罗照辉肯定是要请张绍康，而张绍康则反过来要请罗照辉，感谢罗照辉这些天来对他的照顾与鼓励。说实话，如果不是罗照辉，从裕隆公司出来之后，住在小旅馆，坚持不到一个星期，张绍康肯定是回去了，所以，他真心要感谢罗照辉。
　　张绍康到达罗照辉办公室的时间比平常早了半个小时，所以，到达的时候，罗照辉还在忙，具体地说，还在跟客户交谈。见张绍康进来，罗照辉只是用眼神打了个招呼，继续与客户谈话。
　　张绍康已经是老熟人了，也不客气，用一次性杯子为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在那里看报纸。但是看不进，心里一直激动着，像加足马力的发动机，想急停还不行。
　　终于，那个客户走了。
　　罗照辉送客户回来，张绍康马上就迫不及待地说：“明天我不能来接你了。”
　　按照张绍康的期待，罗照辉不是问他为什么，就是大叫一声：“录用了？！太好了！晚上我请客！”但是没有。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罗照辉听张绍康这样说了之后，马上就给他使了一个眼色，要他不要声张，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整理资料，并对刚才跟那个客户的谈话认真记录。直到下班，他们走出写字楼，罗照辉才祝贺他，祝贺的方式是对着张绍康的肩膀猛击一拳，得意地说：“怎么样！我的预感没错吧！说，上哪去庆祝？我请客！”
　　“我请客，”张绍康说，“应该我请客！”
　　“我请，一定我请！”罗照辉说。
　　“还是我请！”张绍康声音没有罗照辉响，但是态度似乎更加坚决。
　　“行！你请就你请，反正我们是自己请自己。”
　　二人坐下之后，张绍康正正规规地向罗照辉敬酒，说谢谢他这些天的关照与鼓励。
　　“免了吧？”罗照辉说，“我们俩之间还说这话？太虚了吧？”
　　“不是虚，”张绍康说，“是实，是正儿八经地实。要不是你，我肯定顶不到今天，早就回去了。你说的对，如果我回去了，不就证明自己失败了吗？就是回去，我也要在深圳找到工作之后，自己不想做了，炒了老板的鱿鱼再回去。”
　　“有志气！”罗照辉说，“干！”
　　“干！”张绍康说。
　　干完之后，张绍康说：“所以呀，我还是真心地感谢你！”
　　罗照辉笑笑，是那种听了表扬之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
　　“真感谢？”罗照辉笑着问。
　　“真感谢！”张绍康一脸真诚地回答。
　　“你要是真感谢我就不好意思了，”罗照辉说，“其实你跟我搭伙住，也等于是帮我。”
　　张绍康没有听明白，看着他。
　　“真的，我说的是真话。”罗照辉说。罗照辉在这样说的时候，眼睛并没有正视张绍康，而是有点躲闪。
　　“怎么说？”张绍康问。
　　罗照辉笑了下，仿佛又是有点不好意思。
　　“深圳的人情关系是很淡的，”罗照辉说，“你知道吧？”
　　张绍康点点头，表示知道。也确实是知道。如果人情关系不淡，裕隆公司的黄老板炒掉他的时候连个面都不见，连个理由都不给？如果人情关系不是很淡，从裕隆公司出来这么多天了，佛山的蔡老板连个电话都没有？即便那天没有收到张绍康给秘书台的留言，难道这么长时间裕隆的老板都没有告诉他？
　　“所以，”罗照辉说，“你来了我很高兴。其实我鼓励你的那些话，也等于在鼓励我自己。”
　　说着，罗照辉一仰头，自己把一杯酒干了。
　　干了之后，罗照辉问：“你知道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张绍康摇摇头。
　　“最大的收获就是跟你成了铁哥们！”罗照辉说。
　　“我们本来就是哥们。”张绍康说。
　　“虚，”罗照辉说，“怎么你们当领导的都这么虚？”
　　“不是虚，是真的。我们真的本来就是哥们。”张绍康说。
　　“虚，”罗照辉说，“还是虚。以前我们算什么哥们？”
　　“我们是一个院的呀，”张绍康说，“还在一起做过工程。”
　　“那又怎么样？”罗照辉说。
　　“是不怎么样，”张绍康说，“在设计院的时候是不怎么样，但是到了深圳了就不一样了，就是哥们了。”
　　“到了深圳就成哥们了？”
　　“是啊，”张绍康说，“到了深圳就是哥们了。”
　　“虚，”罗照辉说，“如果凭我们俩这样到了深圳就成了哥们了，那么你跟兔子呢？你跟兔子是一拨的，又在一个室，单身的时候住在一个宿舍，结婚之后又是‘团结户’，到了‘飞机楼’仍然是楼上楼下，现在你们都到深圳了，那你们不更是铁杆哥们？”
　　张绍康不说话了。对呀，我怎么跟兔子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那不一样。”张绍康说。
　　“怎么不一样？”罗照辉问。
　　“他现在是大老板了。”张绍康说。
　　“对了！”罗照辉说，“他现在是大老板了！而你现在是个下岗找工作的人。什么是‘哥们’？哥们的前提是平等，或者说是地位相当。什么是地位？现在是商品社会，地位主要是指人的经济地位。他现在跟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地位的人了，所以你跟他就不是哥们了，不但不是哥们，连朋友都好像没法做了。比如他现在混得那么好，你也不是找不到他，但是你宁可跟我住亲嘴楼，宁可天天去应聘，也绝对不会想起来去找他，更不会去投奔他。是不是？”
　　张绍康没有回答是不是，而是跟罗照辉刚才的表现一样，独自喝了一大口酒。
　　“说句不中听的话，”罗照辉说，“如果不是我们俩都下岗了，我也攀不上你这个哥们。”
　　“那不一定。”张绍康说。
　　“是不一定，”罗照辉说，“但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了。在院里的时候，我们有私下交往吗？”
　　张绍康想了一下，没有。
　　“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罗照辉说，“现在我们是铁哥们了。不管将来你怎么样，比如你像兔子一样成大老板了，我们铁哥们的关系大概是不会变了。”
　　“那肯定。”张绍康说。
　　“所以我说我有收获。”罗照辉说。
　　“我也是。”张绍康说。
　　“好！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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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天张绍康来设计公司上班。设计公司的全称叫“深圳市荣达室内装潢设计有限公司”。小，比张绍康原来工作的华东设计院小多了，甚至比张绍康以前当副主任的耐火材料室还要小，给张绍康的感觉，好像这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而是几个年轻人搭伙组成的一个工作室。庙小，但是给张绍康安排的职务并不小。张绍康说好来公司是做办公室主任的，但是，来了之后才知道，是让他做“老板”。
　　张绍康的工作是孟姐给他安排的。孟姐就是在人才市场上把张绍康招聘进来的那位姓孟的小姐。
　　孟姐叫孟皖湘，新疆人，但不是地道的新疆人，据说父母都是六十年代初生活苦难时期从内地逃难到新疆的，本来没有正式的身份，后来时间长了，他们这部分人也渐渐形成规模成了气候，于是当地政府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给了他们一个好听的名分，叫“自愿支边人员”。孟皖湘的父亲从安徽来新疆“支边”，母亲从湖南来新疆“支边”，所以她就叫“孟皖湘”，算是对父母故乡的一种纪念吧。本来孟皖湘才三十多一点，比张绍康小，小十来岁，但是比公司里面其他人大，所以在张绍康没有来公司之前，大家都叫孟皖湘“孟姐”，张绍康来了之后，老大肯定是当不成了，但大家一时半会儿还改不过来，仍然叫她“孟姐”，没办法，入乡随俗，张绍康也只好跟着大家叫她“孟姐”。
　　“公司小，”孟姐说，“办公室主任其实就相当于‘老板’，什么都得管。”
　　接着，孟姐就一五一十地讲着他该管的事情。
　　张绍康听出来，确实是什么事情都得管。
　　听是听出来了，但是并不理解，主要是不理解孟姐说的那句话。张绍康认为，即便公司小，即便作为办公室主任可能什么事情都管，但最多也就相当于一个大管家。大管家能相当于老板吗？“老板”是能够“相当”的吗？
　　孟姐聪明，看出他心中的疑虑。说：“我们公司跟内地的国营单位不一样，没有那么多讲究，就看实效。老板自己要忙于拓展业务，没有时间处理日常事务，日常事务全靠办公室主任，周舟巴不得有人替他当老板。”
　　周舟就是他们公司老板，才二十多岁，比孟姐小，据说是孟姐当年的学生，所以孟姐有时候称他为老板，有时候忘记了，仍然沿用当年的称呼，称他“周舟”。
　　“不是还有副总吗？”张绍康问。张绍康这样问，就说明他确实是当过领导的。凡是当过领导的人，都知道一个规矩，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守规矩，或者说是守本分，当领导的守本分就是既不能擅权，也不能越权。擅权是对下的，就是干预本来属于下一级的权力，越权是对上的，就是管超越自己权限范围的事，无论是擅权还是越权，都属于“犯规”，犯当领导的“规”。孟姐说让他当“老板”，如果是一个没有当过领导的毛头小伙子，可能就非常高兴，这年头，让谁当老板谁不高兴呀？但是，张绍康不高兴，不但不高兴，而且还有点担心，张绍康懂得做领导的规矩，不擅权，也不越权。所以，他要问清楚。
　　“嗨，”孟姐说，“什么副总呀，两个设计师，老板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给个帽子罢了，也就是遇到像招聘办公室主任这样的事情，请他们出来捧个场吧。平常，他们做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哪里有心思搞什么管理。”
　　“那么在我来之前呢？”张绍康问。
　　张绍康这样一问，还真把孟姐给问住了。
　　孟姐支吾了一下，说：“是我。你没来之前是我当办公室主任。”
　　“那您现在做副总了？”张绍康问。
　　孟姐笑起来，哈哈大笑。
　　“做什么副总呀，”孟姐说，“我连办公室主任都做不了，怎么能做副总？”
　　张绍康迟疑了一下，还是问：“那您做什么？”
　　“我做业务员呀。”孟姐说。说得很坦然，很开心。
　　“做业务员？”张绍康问。问的意思是不相信，不理解。
　　孟姐点点头，说：“是啊，做业务员。我本来就是做业务员的，后来没有人负责办公室工作，我瞎操心，帮着折腾，帮着帮着，老板就让我做办公室主任了。刚开始还觉得蛮好，不需要一天到晚往外跑了，还没有业务量的压力，做得还蛮开心，但是做着做着就知道自己不行了。不是这块料，耽误工作，自己也遭罪，还不如趁早让出来。”
　　张绍康不说话了。不说话的原因是想着问题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张绍康以前当过领导，但是更当过“兵”，根据自己既当过领导也当过“兵”的双重经验，张绍康认为，不管怎么说，当领导总比当“兵”好。当领导受人尊敬，当领导有特权，当领导工资高奖金也高，当领导分的房子也比老百姓好，当领导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逃避责任。出了什么问题，比如捅了什么篓子，当领导的总有办法推卸责任，或者根本就不要推卸，下面的人当中自然就有拍马屁的自告奋勇替领导把责任承担过去。万一遇上实在推卸不掉的责任，领导说一句“我承担责任”就行了，所谓“就行了”，就是不但不会真的要当领导的承担什么实际责任，而且作为当领导的只要这么说，就能在部下面前赢得好名声，在上面赢得“敢于承担责任”的好印象。而如果是当“兵”的，一旦出了什么差错，那就是真的要承担责任。在过去，这种“责任”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扣工资扣奖金，或延缓晋升，比如每次遇上工资普调的时候，文件上往往有一条“两年之内受过处分者除外”，所谓“除外”，就是这次不能调了，要到下一次，等下一次普调的时候，即使调上了，也还是比别人低一级。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普调了，尽管没有普调，也有办法让“兵”承担责任，而且更有办法——直接下岗。所以，根据张绍康的经验，还是当领导的好，哪有放着好好的办公室主任不做，做业务员的呀？
　　晚上，张绍康把自己心里的疑虑对罗照辉说了。罗照辉到底是“老深圳”了，听了之后，马上就找到了答案。
　　“肯定是她找到更好的工作了，”罗照辉说，“要跳槽，但是她在主任这个位置上，责任重大，不好提出来，就是提出来老板也不会同意，所以，先把主任这个位置让出来，然后再走。”
　　张绍康竖起大拇指，佩服，佩服罗照辉分析得有道理。
　　罗照辉受到鼓励，继续分析：“也有可能是她已经向老板提出辞职了，但是老板让她找到一个合适的接替者之后才能走，所以她就把你招聘进去了。”
　　张绍康听了，茅塞顿开，进一步感受了跟罗照辉住在一起的好处。
　　张绍康来设计公司上班后，仍然跟罗照辉住在一起，而没有搬走。没有搬走的直接原因是设计公司并没有象裕隆公司那样给员工安排住房。或者说，没有象裕隆公司那样给员工包吃包住。
　　“更好，”罗照辉说，“包吃包住看起来是公司提供给员工的一种福利待遇，其实是把员工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买断’，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张绍康原来并没有这么想，现在听罗照辉这样一说，发觉还真是这么回事。设计公司虽然不能够提供包吃包住，但是自由呀，至少下班之后是自由的。下班之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跟罗照辉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象在裕隆公司，一天到晚象被人监视，大屁都不能放一个，那个跟张绍康一个宿舍的技术部经理，几乎很少跟张绍康说话，不是不会说话，也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不知道他跟老板是什么关系，相互提防，生怕祸从口出。但是，人毕竟是人，人跟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能说话，好好的一个人，不敢说话，不能袒露心声，多难受呀。还是现在好，现在张绍康本来一肚子的疙瘩，回来跟罗照辉一说，全部解开了，多好。
　　但是，事实情况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张绍康正式上任之后，孟姐并没有走，而是真的做起了业务员，并且做得还蛮来劲，其次，没有几天，张绍康就领教了“老板”不是那么好当的，并且很快就理解了孟姐为什么说自己能力不行了。是真不行，不是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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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那一天刚上班，公司就来了两个戴大盖帽的。按照孟姐当初的交代，这种接待大盖帽的事情当然属于办公室主任的分内工作。由于是刚刚上班，所以大家全部都在公司里，包括老板和孟姐他们也都在公司里。按说，既然大家都在公司里，更好，因为毕竟张绍康刚刚来公司，也刚刚担任办公室主任这个角色，如果这个时候作为老办公室主任的孟姐出面协助一下，当然更好。于是，张绍康在接待这两个大盖帽的时候，就顺便喊了一声孟姐，意思是喊孟姐跟他一起接待这两个大盖帽。
　　本来，张绍康遇上什么事情，喊孟姐帮忙她总是很乐意的。孟姐是个热心人，又是老办公室主任，加上是她亲自把张绍康招聘来的，无形当中就有了某种责任和义务，遇上什么事情，老主任帮帮新来的主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以往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要张绍康开口，孟姐马上就非常愉快地来帮忙，甚至在张绍康不开口的情况下，她也主动帮忙。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张绍康在喊孟姐过来一起参加接待的时候，孟姐明显地脸色紧张了一下，几乎想躲，但是没有躲掉，才非常不情愿地跟着他一起来到会议室。
　　公司小，会议室也就是接待室。
　　坐下之后，张绍康还在想着怎么说，孟姐马上就抢先介绍：这是我们老板。
　　抢先介绍是应该的，按照张绍康的工作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都是助手向对方介绍我方的领导，但是，不应该介绍张绍康是“老板”呀，如果介绍张绍康是“老板”，那么真正的老板位置放在哪里？好在这里没有真正的老板，张绍康权且当一次“老板”吧。
　　虽然权且当了，但是张绍康心里还犯嘀咕，想着孟姐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开这样的玩笑呢？更为麻烦的是，弄得张绍康连名片也不敢给人家了。只好打哈哈，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
　　寒暄过后，张绍康才知道，这两个人是灭鼠的。
　　灭鼠的也戴大盖帽？张绍康疑惑了。张绍康的脑海中马上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影象，一个是小时候在家乡见到的走街穿巷的买老鼠药的干瘪的小老头，另一边是头戴大盖帽的威武严正的执法人员，比如法官，比如公安，比如检查官，张绍康无论怎么想象，也很难把这两种形象重叠在一个画面上。
　　灭鼠执的是哪门子法呢？《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对呀，老鼠虽然可以算是野生动物，但不应该属于“保护”之列呀？假如实在要保护，那也不能“灭”呀。
　　张绍康这时候看看孟姐，看的意思明显是向她求助，相当于问她“怎么回事？”，或“怎么办？”。但是，孟姐没有回答他怎么回事或怎么办的问题，孟姐看上去比较紧张。
　　有什么可紧张的呢？
　　张绍康到底是男人，而且是当过领导的男人。这时候，他对两个戴大盖帽的说：“稍微等一下，刚上班，我们正好要开一个例会，马上就过来。”说完，就示意孟姐跟他出去。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张绍康问孟姐：“怎么回事？”
　　“要钱。”孟姐说。
　　“要钱？要什么钱？”
　　“不知道，”孟姐说，“但肯定是要钱。凡是戴大盖帽的上门，不管是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件事情，要钱。”
　　张绍康明白了。明白孟姐说的话，也明白孟姐为什么那么紧张了。其实不但孟姐紧张，这时候张绍康也紧张了。虽说他是“老板”，但是他并没有财务权，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权利给任何人的钱，比如没有权力给坐在会议室里面这两个大盖帽钱。张绍康甚至忽然理解孟姐为什么不做这个“老板”而宁可做业务员了，没有财务权的“老板”，还不如业务员。
　　“以前你遇上这种事情你怎么处理？”张绍康问。
　　“先顶，”孟姐说，“实在顶不过了，才推，推说老板不在，做不了主，要等老板回来再说。”
　　张绍康心里塌实了一些，但仅仅是“一些”，而且是时间非常短暂的“一些”，马上又紧张了，而且是更大程度的紧张。因为他马上就想到刚才孟姐已经向那两个大盖帽介绍他就是老板了。既然已经介绍他是老板了，那么他就不能再说“等老板回来再说”这样的话，而不说这样的话，怎么“推”？没办法了，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自己，依靠自己顶。
　　张绍康想到了马上请示老板。但是当领导的经验告诉他，老板这个时候肯定是不欢迎他请示这个问题的，要不然，当部下的为什么都喜欢报喜不报忧？因为凡是当领导的，都喜欢听喜，不喜欢听忧。现在，在荣达设计公司，老板不就是领导吗？所以，张绍康肯定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去请示老板。
　　“你为什么说我是老板？”张绍康问。问的口气明显带有责备的意思。
　　孟姐的脸红了。是那种阴谋被别人当面揭穿了的红。
　　张绍康很想发火，发孟姐的火。但是忍住了，不知道是考虑他是孟姐从人才市场上招聘来的，不想担过河拆桥的罪名，还是因为大盖帽就在会议室等着，现在没有时间发火。
　　“你走吧，”张绍康说，“我自己处理。”
　　张绍康这时候这样说，其实就已经表达了对孟姐的不满，强烈的不满。
　　孟姐非常抱歉地走了。一步三回头，搞得像生死离别。
　　孟姐走后，张绍康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找老板。宁可惹得老板不高兴，也要先向老板汇报。这也是张绍康的经验，对于肯定过不了的坎，就肯定要主动汇报，而且是早汇报。
　　但是，老板已经走了，出去了。
　　张绍康头脑一嗡，仿佛被人闷了一棍子。
　　张绍康想到了找那两个副总，但是想到孟姐说的那两个副总完全是名义上的，找他们一点用也没有，反而把问题复杂化。
　　怎么办？
　　张绍康突然感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难怪这么容易就找到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呢，难怪这个办公室主任相当于“老板”呢，原来如此！
　　张绍康立刻就想到了辞职，想到不做了。并且马上就想到辞职之后将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怎么跟罗照辉说，是继续应聘还是打道回府？等等。张绍康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感觉自己的运气实在是太不好了。
　　张绍康真想马上就给罗照辉打一个电话。如果这个时候给罗照辉打电话，罗照辉会怎么说？罗照辉肯定会说：天塌不下来，不就是两个大盖帽吗？杀你了？大不了就是被老板炒鱿鱼，既然你都不打算做了，打算辞职了，还怕老板炒鱿鱼？
　　对呀！张绍康想，何必不试试？既然反正也不想做了，怕什么？
　　张绍康突然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张绍康先是喝了一口茶，然后，立即开动脑筋，就当是自己做一场智力测验游戏，看自己有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大盖帽打发走。只要能打发走，自己就成功了，万一打发不走，闹得非常不开心，或局面不可收拾，大不了就不做了，既然打算不做了，为什么不能试试？
　　张绍康再次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已经非常坦然，不卑不亢。
　　“不好意思，”张绍康说，“让二位久等了。”
　　“没事。”两个大盖帽说。给张绍康的感觉是这两个大盖帽比他以前见过的大盖帽宽容，不但宽容，而且和气。
　　这时候，其中的一个大盖帽非常和气地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合同，摊在桌子上，再往张绍康的面前推了一推。
　　张绍康看清楚了，合同非常正规，是标准格式化的铅印合同。同时，张绍康看清楚这是一份灭鼠合同。
　　灭鼠还要签合同？张绍康觉得好笑，但是并没有笑，而是在认真地看，或者是装着非常认真地看。
　　张绍康在这样认真地看着这份合同的时候，另一个大盖帽说：“这是统一行动，各单位必须参加。”
　　“多少钱？”张绍康问。问得不动声色，仿佛他已经答应付钱了。
　　“一天十块钱，”其中的一个大盖帽说，“每年三千六百五十元，如果提前预付，优惠价，三千元，预付半年，一千五百元。”
　　正当大盖帽说得起劲的时候，张绍康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说：“哎呀，这个呀，我们签订过了，上个礼拜就签订过了呀。”
　　“签订过了？”其中的一个大盖帽问。
　　“签订过了，”张绍康说，说的跟真的一样，“但是不是一千五，是一千二，你们不是一个单位的吗？怎么比他们贵？”
　　“这个，这个……”两个大盖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看着张绍康。其中的一个大盖帽反应快，马上解释：你们高科技公司吧？优惠，优惠。解释完之后，提出要看一看张绍康他们上个礼拜签订的“承包合同”。
　　“可以，你等着。”张绍康说。说完，正儿八经地到里面去了，到里面去继续喝了一口茶，又坐了一小会儿，甚至想抽一根烟，但是考虑到公司写字楼不让抽烟，才忍住了。
　　张绍康回到会议室，继续坦然，继续不卑不亢，非常抱歉地说：对不起，保管合同的人没回来，下次吧，下次您二位来的时候再看。
　　两个大盖帽走后，张绍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并且马上就发现，很多事情其实并不难解决，至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难解决。尽管他不敢保证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是至少他敢保证今天肯定是没有事情了。这就是成功，顶过一天也是成功。孟姐当初应付这种事情的宗旨不也就是“顶”吗？他觉得自己这次顶得比孟姐还成功。孟姐那样顶，对方明天真的就可能再来，但是，张绍康这样一顶，很可能他们就不会再来了，即使再来，也可以继续顶，很多事情，不就是这样一天一天顶过来的吗？
　　大约是这一天顶得漂亮，所以张绍康一整天都处在愉悦之中，想着晚上回去，跟罗照辉喝酒，说给他听听，让他也长长见识，分享一下成功的喜悦。但是，临下班前，一个电话打乱了他的计划。
　　电话是孟姐打来的。孟姐在外面，其实做业务员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外面。孟姐电话里面问张绍康晚上有没有其他安排。
　　张绍康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即回答，因为他不知道晚上打算跟罗照辉喝酒的事情算不算是一种安排。
　　“如果没有，”孟姐说，“晚上我请你吃饭。”
　　张绍康想了想，答应了。跟罗照辉喝酒天天都可以，但是孟姐请他吃饭却非常难得。再说，张绍康明显地感到，孟姐有话要跟他说。